各位領導，各位前輩，大家好！
作為一名入社僅4年的年輕記者，在社慶75周年和中國記者節來臨之際能夠參加今天的座談會，我感到非常榮幸。
11月7日上午，《新華社記者筆下的紅色記憶》出版座談會在京召開，圖為年輕同志代表、解放軍分社白瑞雪發言。 王景和/攝
作為新華社的前身，紅中社記錄下了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厚重歷史，向中國和世界傳播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紅色蘇區的生產建設和工農紅軍的戰鬥捷報。今天，捧讀這一頁頁報道，捧讀這些樸素而有力的文字，我們的思緒被牽引至那時的烽火硝煙，那時的金戈鐵馬，那時的火熱青春。
當年的記者都是革命軍人，那些珍貴的報道是他們在戰火中用筆、用槍甚至用生命寫成的。當我乘坐現代化交通工具進行採訪，或是坐在電腦前以信息化的手段寫作稿件時，我常常會想到這一點。
2002年從軍校畢業後，我有幸成為了新華社軍事記者中的一員。在近年來的一次次紀念性報道中，當我和同事們來到曾經蘇維埃旌旗獵獵的贛南，來到至今仍留著紅軍徵戰痕跡的長徵路，來到誕生了鐵道遊擊隊傳奇的微山湖，來到曾聚集億萬顆中國心的延安時，當我們把2004年出版《我的長徵》一書的稿費捐給來自新華社的誕生地——瑞金葉坪希望小學的孩子時，我們有了一種尋根的感覺。
不理解歷史與今日的血肉聯係，就無法體會“新華社記者”這個稱呼的神聖感。我想，當我們這些年輕記者從前輩手中接過筆時，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份職業選擇，更是需要一代代傳承下去的新華人的傳統和一代代續寫下去的中國的紅色記憶。
繼承傳統，就要繼承老一輩新華社記者對新聞事業深深的愛、高度的責任感。
從新華社其他部門到解放軍分社的同事們，我的身邊到處都是為新聞而生、而活的人。還記得剛入社不久的我，有時會在夜裏一點被吵醒，電話那頭，帶我入門的領導、老師賈永興奮地說：“那篇文章的結尾可以這樣改……”在他們那樣的激情、那樣的心無旁騖中，對工作還懵懵懂懂的我甚至來不及分辨這個職業是否契合自己的興趣，就已經融入了這種氛圍裏。
如果說2003年那個“非典”肆虐的春天讓很多人對生活有了新的理解的話，那段經歷則讓我第一次對自己手中的筆有了刻骨的敬畏。
那天，在抗擊“非典”的戰鬥中創造了“小湯山奇跡”的小湯山醫院送走最後一批治愈患者，我和另一位年輕記者被派去報道。坐在烈日下的臺階上，我們迅速寫出了一組自我感覺良好的稿件，但關于小湯山收治患者佔全世界非典患者的比例，我卻沒有進行計算核實，而是毫不猶豫地採用了院方的說法，盡管簡單的計算只需要小學生的數學知識和新華社記者的清醒頭腦。愚蠢的錯誤讓所有稿件大打折扣，更可怕的是，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電視臺的專題片和其它出版物的文字，都在引用新華社稿件的同時沿用了我們的錯誤。這個發現讓我震驚——人們都說新聞是易碎品，但社會往往就是在用這種方式記錄歷史啊。如此重任，不容疏忽，更不容懈怠。
繼承傳統，就要繼承老一輩新華社記者身上和他們筆下的紅色精神。
2004年和2006年，我和同事們先後兩次走上了當年的長徵路。我採訪的老紅軍，很多甚至想不起長徵都到了些什麼地方，因為戰傷，更因為時間之傷。但他們幾乎都刻骨銘心地記得雪山草地的饑寒，記得在自己身邊倒下的戰友，記得自己什麼時候參的軍、入的黨。
94歲的女紅軍王永忠曾是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指導員，彈無虛發的神槍手。新婚三天的丈夫在西路軍最後一戰中犧牲後，她從血泊中爬出，從此隱姓埋名。多年後，丈夫留下的遺腹子又被她送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並在戰鬥中失去了左臂。1933年入黨的王永忠，聽見年輕人抱怨黨有什麼不好，拿起龍頭拐杖就要打；她說自己幾次昏死，昏迷中聽到毛主席說，你是老黨員，要再活幾年，給後人們講長徵、做表率，于是就醒來了……
一路上，太多太多這樣的故事，把“長徵”這個抽象的概念還原為立體的人生。我問自己，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著他們走完長徵路？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們把革命激情延續一生？
答案或許就是理想和信仰——在物質困乏到了極點的漫漫徵途中，精神是唯一的力量。即使不知道明天去哪裏，也要跟著隊伍向前走；即使不懂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拿起槍來就不怕犧牲。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老一輩新華社記者珍藏于無數優秀作品中的革命歷史傳統，在年輕一代身上已有了現實的呼應。
還是在2003年，作為全國唯一獲準進入小湯山醫院隔離區的文字記者，軍分社派出最年輕的孫彥新在隔離區裏採訪。一天的通話中，孫彥新突然咳嗽了幾聲，他輕描淡寫地說，與他同在隔離區採訪的老攝影記者王建民也出現了類似的症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非典時期那種特有的因為擔心而極度壓抑的情緒，讓我不敢追問，也不敢去想象這幾聲咳嗽可能意味著什麼。所幸的是，輕微感染的症狀，在他們結束採訪後都不約而同地消失了。
感謝我可敬的同事們，他們讓我明白，即使是在灑滿陽光的和平歲月，對于新華社記者而言，新聞現場就是戰場，同樣需要奉獻甚至犧牲的勇氣。
繼承傳統，就要像老一輩新華社記者那樣有所作為，努力在新時期的新聞報道史冊上留下自己的個性標簽。
用一生寫就“勿忘人民”的老社長穆青寫出名作《雁翎隊》時，年僅21歲；中國新聞界的前輩范長江發表轟動一時的《中國的西北角》時，不過26歲。而我剛進入新華社、對新聞還一竅不通的時候，已經25歲了。新華社從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讓成長的緊迫感更加緊迫，讓人無法忍受平庸，讓人除了學習胸懷大局、立足高遠而別無選擇。
當我們在“神五”、“神六”現場與同行無聲競爭時，當我們同中國軍隊一起首次在國門之外展開中外聯合軍事演習時，我們感受著新華社記者的傳統，感受著新華社這個平臺給我們這一代人帶來的機遇，也感受著差距。是的，無論是與老一輩記者還是與飛速發展的新華社事業和飛速進步的時代相比，差距無處不在。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火箭托舉著“神舟”五號拔地而起、直衝雲霄，那是我見過的世間最美的姿態。回到招待所，幾夜未眠的我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著，“神舟”發射的場景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在腦海中回放，而自己寫過的稿件，也如同打字機般一行一行地在眼前展現，那麼清晰，那麼歷歷在目。
也許，多年以後，我可以驕傲地說，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作為光榮的新華社記者，作為新聞的見證者和歷史的記錄人，我就在現場。
——這就是屬于中國的紅色記憶，這個由一代又一代新華人傳承下來的永恒的主題，將激勵著我們年輕一代全心投入、忘我奮進。（本文為年輕同志代表、解放軍分社白瑞雪在《新華社記者筆下的紅色記憶》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