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監督批評和剖析問題為核心的報道，是採訪者針對某些個人或組織故意掩蓋的損害公眾利益的事實或者公眾關心的問題，通過獨立、係統、科學、有針對性的調查而完成的報道方式。調查性報道源于美國從未消亡的黑幕揭發傳統。20世紀60年代，調查性報道開始在美國長盛不衰，接著影響了世界許多國家。20世紀80年代，調查性報道來到中國，剛一出現，它就以自己特有的穿透力和影響力，成為了中國新聞界一道靚麗的風景，進入21世紀，調查性報道方興未艾，那麼，調查性報道在新聞報道學中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改變了傳統的新聞觀
關于新聞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形形色色。陸定一同志的“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是我國新聞界公認的定義。隨著廣播、電視和網絡媒體的出現，新聞傳播的速度越來越快，新聞報道和新聞事實之間的時間差距越來越小，一些學者認為應將陸定一同志的這一定義延伸為“新聞是新近和正在發生的事實的報道。”
調查性報道的出現對這些新聞定義提出了質疑。
首先，這一新聞定義強調新聞中包含的事實是新近發生的，但是，調查性報道裏的事實卻不盡然。誠然，調查性報道的新聞性規定了它的對象是目前社會中存在的，公眾關心的問題，但是當記者追根溯源，調查事實背後的原因，揭露被掩蓋的真相時，構成新聞主體的事實就不一定是剛剛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有的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要靠記者一點一點發掘出來。這些事實和一般消息的新聞背景不同，新聞背景是記者添加的用來使受眾更好地理解新聞事實的材料，在新聞報道中只起到輔助作用，如果將這一部分舍去，新聞報道仍然能夠成立。調查性報道則不同，這些時效性差的材料是事實背後的原因或者真相，它們構成了報道的主體，對于調查性報道，這一部分是新聞受眾最關心、最想了解的部分，是不能割舍的。
其次，新聞是新近或者正在發生的事實的報道這一定義對時間要求十分明確，就是剛剛過去或者正在發生，它十分短暫，甚至就是一剎那，這容易造成在報道復雜的新聞事實時出現截取新聞事實的現象，不能反映新聞事實的整個發展過程。相反，調查性報道強調反映事實的全貌，揭露事實背後的原因，呈現事實的發展過程，是對新聞事實的總體反映。
改變了記者的思維模式
調查性報道對新聞記者思維習慣的改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
新聞記者由呈現式思維過渡為發現式思維。過去，記者在採寫新聞時主要運用的是呈現式思維。在採訪寫作中，記者的任務就是完整、真實、全面地呈現出事物的面貌。調查性報道要求記者不能作簡單的錄音機和攝像機，要具備發現式思維，當面對一個新聞事實時，不僅要反映其基本的事實組成要素，還要思考新聞事實的本質、發現被掩蓋的真相。
其次，新聞記者由單一性思維過渡為立體性思維。
如果在採寫一些復雜的新聞事實時也運用這種單一性思維，就容易使記者在採訪中片面截取新聞事實的個別層面，不能很好地反映事實的全貌。調查性報道面對的是紛繁復雜的新聞事實，記者在採寫時必須運用立體性思維，從時間和空間上全面把握事物全貌。
新華社記者朱海黎、傅光宇在採寫《化肥價格千裏追蹤》一文時就運用了立體性思維。當年，化肥價格猛漲，農民負擔加重，記者緊緊抓住大連港口進口化肥和遼河化肥廠國產化肥，從源頭一直追蹤到農民的田間地頭，先後採訪了吉林、遼寧兩省政府的領導，8個省、市、縣級公司，20多個農村基層供銷社，4個村民委員會的50多名村民，終于查清了化肥漲價的真正原因。記者在採訪這篇稿件時，運用立體思維為採訪勾勒了一幅立體的採訪圖，從基層農民到省級領導，從國內化肥到進口化肥，從批發領域到零售領域，記者都沒有遺漏，如果沒有立體性思維，記者就不可能這麼面面俱到。
衝擊了傳統的倒金字塔結構
從19世紀中期以後，倒金字塔文本結構風靡整個西方新聞界，成為了客觀主義新聞理論的實際應用文本模式，為客觀報道提供了標準、穩定的寫作規則。調查性報道出現後，對這一穩定的寫作規則形成了很大衝擊。
調查性報道對倒金字塔文本結構的衝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倒金字塔結構的目的是為了迅速、及時地向受眾傳遞最重要的消息，注重時效性。而調查性報道的目的是向受眾完整、準確地揭示被掩蓋的真相，更注重證據的準確性和調查過程的故事性，相對來說，時效性不強。
其次，倒金字塔結構的文本幾乎全部是事實的陳述，很少有細致的描寫，更沒有議論和抒情等表現手法。而調查性報道的表現手法則比較豐富，既有敘述又有描寫，必要時還可以加上議論和抒情。
第三，倒金字塔結構安排新聞事實的方法不是依照時間順序或者邏輯順序，而是依照事實的重要程度，將最重要的事實安排在最前面，然後按照事實的重要程度依次排列，結尾部分往往可有可無。調查性報道則強調清晰呈現新聞事實的發展過程，在適當的時候凸顯高潮，而且其文本結構多種多樣，沒有固定模式，沒有虎頭蛇尾的感覺。
保護了受眾的知情權
在新聞傳播史中歷來有兩種傾向，一種以傳播者為中心，另一種以受眾為中心。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受眾為中心的報道方式，尤其是它維護了受眾的基本權利——知情權。
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公眾對知情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人們已經不滿足于了解表層的新聞事實，他們還需要了解為什麼事實是這樣的，通過對事實的深入了解來進一步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同環境更加協調。這就對大眾傳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媒不能僅僅局限于報道事物的表象，更應該深入挖掘事物產生的內部和外部原因，滿足受眾深層次認知事物的要求。同時，隨著我國民主政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民的參政議政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們要求通過新聞媒體更多地了解政府的決策過程和執政情況，並且對政府官員的執政行為、執政能力和廉政情況進行監督，對貪污腐敗等現象予以曝光，而調查性報道是滿足受眾上述要求的極好的新聞傳播方式。正因為如此，調查性報道在中國正在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報道方式。
當然，調查性報道的意義絕不僅僅限于這四個方面。在大眾傳媒紛紛將“內容為王”奉為圭臬的今天，調查性報道可以改善媒體的報道質量，提高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媒體的良好形象。調查性報道還可以鍛煉記者，培養一支意志堅強、不畏強權、業務精通的高素質記者隊伍。總之，正是調查性報道的特殊意義，決定了它將會在大眾傳媒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段勃/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①程世壽，《深度報道與新聞思維》，新華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② (美)傑克.海敦，《怎樣當好新聞記者》，第67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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