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汶川地震最“經典一刻”的鏡頭，是秘魯遊客在青城山用DV拍下的，被許多電視臺反復播放，那可是不懼危險、與地震“貼近”至“零距離”的成果。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的名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攝影人，《綿陽晚報》攝影部主任楊衛華秉承的就是這一精神。作為首批進入北川境地的新聞記者之一，楊衛華拍到了“敬禮娃娃”郎錚，這張照片感動了無數人。正是他在現場發現了廢墟下的郎錚，並一起參與救援。楊衛華說：“拍到郎錚那個敬禮動作，應該是幸運的，但也不是偶然的。能夠拍到，是因為我離得夠近。”
有的攝影記者在現場了，但是心與拍攝對象沒有貼近，仍不真切。地震第一天，有張照片的說明是“人們正在廢墟中尋找可用之物”。“尋物”頗可疑，“尋人”方可信。“遠距離”拍攝，無具體交待，為何不靠近問問：忙著“找物”不先“找人”是為何？
時評中也有一些很不貼切。如“地震是對愛國者的動員令”、“震出一個新中國”等，都經不起推敲。“新中國”只有一個，怎麼又出了一個？這是一個特定名詞，不能把“嶄新的中國”壓縮成“新中國”。地震災難面前怎麼區別誰是“愛國者”誰不是愛國者？
地震報道的遠與近，是一個辯證的觀念。一些媒體注重“本地化”，看起來很“近”，事實上卻變遠了，“本地化”變成了“狹隘化”。有的地方媒體距離地震災區有千裏之遙，卻把主要精力、把更多版面放在本地賑災行動的報道上，整個報道看起來“頭輕腳重”。筆者把這種情形比喻為“大過腦袋的腳板”。特別是地震發生後的第一周內，你說讀者對地震核心區的關注度高，還是對本地賑災捐款新聞的關注度高？“腳板”大過腦袋，這樣的新聞版面怎麼可能是“勻稱”的呢？
地震發生的第三天，筆者的一位同事問了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問題：杭州遠還是汶川遠？他用《世說新語》裏晉明帝小時候所言“日遠”“日近”的典故，說明遠近的辯證關係：對于一位遠離汶川的外地讀者來說，“現在，汶川比杭州近”；此時最關心的是汶川現場。這是很到位的說法、很深刻的見地。遠近不清，取舍必然有誤；一味求“近”，反而變“遠”。這對一些一味注重“本地化”的媒體來說是個教訓，是需要好好吸取的。（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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