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現在已經成了大家的日常用品，我國在這個方面已經創了一個世界首位，在去年這個時候，中國手機用戶就成了世界第一。目前，我國手機用戶已經達到1億7千6百萬億，固定電話達到近2億戶。就在這世界第一的背後，還隱藏著另一個數字。信息產業部有一個最新的報告，這個報道說，2001年全國因盜用通信設施和用戶惡意欠費而造成的損失超過200億元，全國電話用戶平攤下來，每戶得60元。
在廣州，黑公話的情況比較的嚴重，整個廣州地區黑公話的數量是高達2萬多部，在全市130多條城鄉結合部和郊區的一些自然村中，每個村中的黑公話的數量是有最少在70部，最多是達到了300多部，記者在一些黑公話比較猖獗的地區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從廣州打長途固定電話到北京，應該是1分鐘7角錢，這是國家規定的收費標準，然而，在廣州，也有1分鐘兩角錢的長途電話，整整便宜了3倍多。
位于廣州白雲區城鄉結合部的同和西牛角村，流動人口多，人員結構復雜，是廣州市黑公話較為嚴重的一個地區。當記者向這裏的居民詢問是否有便宜的長途電話可以打的時候，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肯定的。
按照一位商販的指引，記者來到了一家黑公話的窩點，房間角落裏的兩部電話都有人在使用，更多的人則是在排隊等候。房間的墻面上散亂的纏繞著一些電話線，旁邊用粉筆寫著“長途直撥2角”的字樣。
就在距離這家黑公話50米遠的地方，記者又發現了一家同樣的窩點，這家窩點的規模顯然要大的多，在十幾平米的房間裏就安裝了8部電話，生意也顯得格外好。每部電話幾乎都在不停的工作著，一個老板摸樣的人帶著兩個雇工正在忙著不停的收錢。
然而就在200米外，幾家挂有“中國電信”牌子的正規電話廳中，卻顯得空空蕩蕩，很少有人來打電話，這裏的經營者告訴記者，自從有了黑公話之後，他們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記者在一家黑公話窩點裏等待了十幾分鐘，才有一部電話空了出來。記者試著撥通了一個廣州到河南的長途電話，總共的通話時間是7分42秒，話費卻只有1元6角。
這家黑公話的老板告訴記者，在這裏，從廣州到全國任何一個地方的長途電話，都只要兩角錢一分鐘，那麼，在正常情況下撥這樣一個長途電話究竟需要多少錢呢？帶著這個疑問，記者來到了廣州電信天河營業廳，在這家正規的電信營業廳裏，記者再次撥打了從廣州到河南的長途電話，時間同樣是7分42秒，收費為5元4角，即每分鐘7角。
顯然，黑公話的收費要遠遠低于國家電信部門所規定的標準，由于收費低廉，再加上黑公話猖獗的地區大多處于廣州的城鄉結合部，外來打工人口集中，長途電話使用率高，這些條件給黑公話的非法經營者們帶來了巨額的利潤。記者簡單的算了這樣一筆帳，按每部黑公話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每分鐘的收費是0.2元，那麼每部電話每天的收入就是8*60*0.2=96元，按每家窩點5部電話計算，一家黑窩點全天的收入就是480元，一月的收入就高達1.44萬。而5部電話全部的裝機費用僅需要1500元左右。
記者從信息產業部了解了一下，不僅僅廣州，從去年7月1日我國取消電話初裝費以來，各地電話用戶的惡意欠費就急劇上升。2001年全國因盜用通信設施和用戶惡意欠費而造成的損失超過200億元，全國電話用戶平攤下來，每戶得60元。
這200億元是個什麼概念呢？投資200億元，就可以修一條從北京到沈陽的高等級高速公路，而秦山核電站二期工程的總造價也只有148億元。
這樣大數額的國有資產到底是怎樣流失的？惡意欠費者到底採用了哪些手段？我們的記者對此也進行了調查，揭開了一些秘密。
一分鐘兩角錢的長途電話，這些黑公話的非法經營者們究竟是怎樣賺錢的呢？記者向多家黑公話的老板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面對記者的問題，他們大多顯得十分敏感。他們大多回答“不知道”或反問“你問這個幹嗎？”在和一家黑公話的老板聊了多次之後，他終于對記者放松了警惕，並向記者傳授起了惡意欠費，謀取暴利的高招。“借身份證來辦，停機之後再借”一位老板說。
記者還了解到，在欠費停機之後，這些非法經營者們往往是在廣州的郊縣和農村，借用農民的身份證辦理黑公話，有的甚至會到花都、番禺等周邊城市想方設法搞到新的身份證重新換號、裝機，謀取暴利。挪用他人的身份證的做法確實讓運營商頭痛，因為就目前來說，安裝固定電話也好，手機入網也好，身份證是主要的證明，因此想惡意消費的人自然就打起了身份證的主意。不單單廣州如此，上海移動分公司的工作人員也碰到這樣的情況。當記者來到上海移動分公司的記費信息中心時，工作人員正在處理一個異常信息的告警記錄，從告警記錄上可以看到一個用戶有多個手機，戶名都是一個人的，但是手機費用都是累計幾個月沒有付費。
是什麼人會一下子買好幾部手機，而且還是用同一張身份證來登記呢？經常接待入網用戶的金經理告訴記者，他們管這種人叫黃牛黨，專門倒賣手機號給一些想惡意消費的用戶。金經理告訴記者，黃牛黨買了很多部手機，轉給真正使用的使用者，在上海移動分公司的電腦裏使用者的名字和實際使用者的名字是不相符的，追過去的話追到底的話可能是黃牛，可能是假的身份證。
假身份證還能有可能防范，用真的身份證的惡意欠費者就讓運營商防不勝防。在採訪中，我們也發現了用真身份證登記的惡意欠費者，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因為用戶有種心態，以為欠費數目不大，不會被起訴，即使被停機，換個運營商就可以繼續使用移動電話。
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因為他們跟聯通之間沒有互通的信息，如果把他們的電話惡意消費(後)轉到聯通去，聯通也沒有辦法制約他。
記者了解到的僅僅是欠費者的部分手段，雖然簡單，但讓電話運營商卻很頭疼。無奈的電信商只能採取停止服務或發展預付費業務來對付這個困難。上海移動通信公司的萬國光先生告訴我們，他們會去追討惡意的欠費，他們也會採用不同的手段：包括用短信的方式提醒擁護來付款，如果不行的話還會用信件的方式再次提醒，如果一直用戶堅持不還款。他們就會啟動司法程序，把惡意欠費的用戶告上法庭。
在去年的時候曾經有一個用戶欠費一千多元，通過信件，通過短信打電話給他本人聯絡，他都拒絕付這個款。那麼現在對他，上海移動通信公司已經啟動了一個司法程序。
因為每一筆欠費都會按照一個標準的流程進行追欠工作，在上海移動公司裏目前有70多個人員在負責這項工作，在催欠方面上海移動通信公司的投入是很大的。
開始的時候，上海移動通信公司就一直在考慮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堵住欠費，特別是惡意欠費的可能。包括在公司內部建立反欺詐係統，也通過各種手段加強用戶信息的管理等等，但客觀上這種情況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有些惡意欠費的人他也會採取相應的措施。”
萬國光先生說：“比如我們要求用戶入網時要查驗他的身份證，以確保用戶信息的可靠性，來保證將來這種欠費惡意欠費的現象的減少。那麼有些人就會用別人的身份證來，那麼改變這樣的措施，說用別人的身份證不行，你必須要用自己的身份證，來加強這方面的管理，那就出現甚至于假的身份證。”
在這些年的追討過程中，萬國光先生最深的體會是，上海前兩年開始啟動了一個個人信用聯合徵信係統平臺，這個平臺是作為全上海共享的一個平臺。但是這個係統美中不足就是沒有用得很廣泛，現在可能只有兩百多萬用戶。
萬國光先生認為，企業在做催欠清欠這種工作，實際上從廣義來講，就是建立社會的誠信係統。像上海這樣一個誠信係統是走出了第一步，但它還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
事實上，不僅僅我國面臨這樣惡意欠費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為此而頭疼。據統計，全球每年由于電信用戶欺詐所造成的損失約佔電信營收總額的5%。在歐洲，電信公司每年因此減少收入近170億英鎊，損失最高的公司佔其年收入的12%。據德國電信公司測算，僅因為用戶偽造電話卡，該公司每年即損失一億馬克，約4299萬美元。
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館的商務官員張海洋先生告訴我們說，美國電信每年欠費額總量在80到100億美元左右。但是因為考慮到美國電信業年營業總額是7000億美元，和這個營業總額相比，欠費額並不算太大。在這個欠費金額當中，其中惡意欠費的比例在欠費總額當中大約佔30%左右。得益于美國比較完備的社會信用機制，美國電信公司通過這種機制把這種風險降到了最低。
例如，一個美國人要去申請一部移動電話，他首先要去跟營運商去談，然後簽合同。營運商在簽合同之前一定要把他的社會安全號輸入，電信公司的社會信用評估查詢係統去查詢，如果這個顧客的信用良好就可以簽一般是一年的合同，如果顧客他的信用出現問題，電信公司就可以拒絕提供這種服務。除了信用體係之外，它電信公司通常會有一個雙保險在顧客的信用記錄查詢之外，它簽合同的時候還要求顧客提供一個信用卡號，這樣如果出現惡意欠費到一定程度，它可以從顧客的信用卡上直接劃錢。
張先生自已也有過不小心欠費的例子，有一次他回國探親兩個月，手機沒交話費，等他回到美國之後，辦公桌上就堆了一大堆的交費通知單。開始來的信都是電話電信公司的都非常客氣，等它轉到電信公司裏面的追帳中心後，語氣就很嚴厲了，說如果不立即交錢的話，您的手機將會被終止服務，同時您的信用記錄會受到影響，而且我們的律師會直接和您聯係。
因為怕信用受到影響，所以張先生趕快打電話過去，把信用卡號報給它們，把錢劃走。
在廣州採訪時，給記者印象最深的是這些黑公話非常猖獗，有一些就開在自己家裏，更有一些就放在村口，擺張桌子，安幾部電話就開始營業了。在一條200米長的街道上，竟然有十幾家黑公話在營業。這些黑公話怎麼就會沒有人管呢？記者以普通消費者的身份撥通了廣州電信1000的投訴電話，向廣州的電信部門反映黑公話的問題。按照投訴部門的要求，記者將所記錄下來的黑公話號碼告訴了工作人員，並等候消息。然而兩天以後，當記者再次來到白雲區西牛角村時，卻發現這幾家黑公話窩點的生意依然興隆。
為了進一步了解廣州市電信部門對黑公話的查處情況，記者又來到了廣州市電信局，並說明了來意，然而，值班的工作人員在打了一些電話之後卻告訴記者，所有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都不在。而這時只有上午的11點種。在耐心等候了半個小時之後，記者終于見到了廣州市電信局負責宣傳的一位姓周的女士。當記者提出想了解廣州市黑公話的現狀和廣州電信局的相關對策時，她卻以沒有上級部門的同意為由拒絕了採訪，並告訴記者，這並不是廣州電信一家就能解決的問題。
記者隨後又來到了廣東省通訊管理局了解情況，管理局市場監管處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由于黑公話，追究起來難度很大，要想查處，必須要依靠社會各個部門的共同協作，電信部門單獨的行政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採用了一些技術防范的手段，但技術手段再先進也是有極限的，說到底還是要解決市場環境的問題。
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合作開發部主任陳育平先生，進行電信市場研究已有25年歷史，他說：“對于運營商來說欠費是使得收入降低了，有一部分錢形成了呆賬，資金是收不回來了。那麼對于老百姓來說，由于運營商的錢收不回來，那麼它將來投入到新業務開發的資金就不足。這樣使老百姓享受新業務的利益就減少了。”那麼，事先怎麼能夠把這個漏洞堵起來呢？陳育平先生告訴我們，我國現在已經開始建立一種信用體制，根據用戶的不斷變化，他打出打入的情況，能夠分析出這個用戶是屬于惡意的還是善意的欠費。目前，這整個的信用體制是由各個運營商自己來建，國家還沒有涉足到這一塊。從現在來看，由于市場競爭的問題，各個運營商之間都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運營商之間因為商業秘密的問題，它的用戶資料不可能都提供給對方。在這種情況下，成立這種(信用體制)聯盟是必要的，但是短時間內，不一定能夠實施得了。
他告訴我們，現在大概有幾種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一種是司法方式，比如說像在海南，像在其它的一些省份。開始採取司法的方式來處理。但是，用司法的手段(收回的)，只是佔全部費用的大概百分之二三十的樣子。另外，可以利用固定地，派駐一定的人力定點去收繳費用。在有些地方這種情況做得比較好，比如像浙江，當月的費用能夠收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陳育平工程師還提到這麼一點，上海移動與上海的信用徵集公司，叫上海資信公司建立了聯係，手機用戶欠費經數次追繳仍不交納的，個人信用記錄中就會留下污點，就不得不背幾年的“黑鍋”，這其間如果向銀行申請貸款可能吃閉門羹。不過，目前上海市只有273萬市民擁有了“個人信用檔案”，只佔上海常住人口的兩成。只有個人信用檔案進一步普及並且在整個社會中形成各方聯動的信用體係，欠費問題才有可能獲得比較徹底的解決。(記者周人傑
羅垠 李萍萍 謝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