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２４日電(記者孫承斌、鄒聲文、李亞傑 )
“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和方式”；
“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逐步推進黨務公開”……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全面總結執政經驗、專門論述執政能力建設、指導全黨擔當起執政興國歷史使命的綱領性文件。《決定》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理念，以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的理論品格和諸多明確、科學、富于新意的制度構想，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決定》的貫徹實施，必將給中國帶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重大變化。
變化一：黨領導經濟工作將更加“藝術”
一個政黨在取得政權後，怎樣有效地執掌政權、治理國家，是一個歷史性、世界性的課題。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在努力破解這個課題。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韓康認為，黨和政府的一些機構設置存在交叉重復現象，在發揮同樣職能時，容易造成低效率、扯皮不斷、社會成本較高的弊端。《決定》就黨和政府的不同職責作出明確界定。韓康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講，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傾向于‘務虛’，而在黨領導下的政府則傾向于‘務實’。這無疑是一個新思維，對未來的黨政分開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指向。按照這個指向走下去，就能進一步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積極推動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有利于從整體上提高我們黨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黨政不分導致黨從領導者變成管理者，政企不分導致政府從管理者變成經營者，事無巨細都去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認為，《決定》對執政黨和政府的職責作出科學界定，更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向現代化邁進，有利于集中精力管好大事，提高執政水平。“隨著《決定》的實施，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將更多地隱身于幕後，而政府將站在前臺。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執政模式，黨和政府、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將會更加規范。”
變化二：注重公平、正義，構建和諧社會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經濟體制的轉軌和社會結構的調整，當前社會上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日益多樣化、復雜化，各種利益矛盾相互交織，經濟社會發展處在一個重要“關口”。
國際經驗表明，在這種時期，如果我們正確把握航向，成功化解社會危機，就能繞過急流險灘，平穩健康地進入到一個“黃金發展期”；如果處理不當，就有可能進入“矛盾凸顯期”，進而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正是站在這樣的戰略高度，《決定》明確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同時還存在一些不太協調的發展狀況，應該說我們還沒有構建起一個比較理想的‘和諧社會’。”韓康認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的提出，無論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來講，還是對國家經濟治理目標和治理模式來講，都是一種創新，將對國家的未來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
確保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是創造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條件。黃葦町表示，改革開放中，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受益者。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可能不同群體得到的實惠會不一樣多，一些群體的利益在短期內還可能受到損害，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一直是我們黨追求的目標。近年來，從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到五年內逐步取消農業稅；從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到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這一係列重大方針政策的出臺，無不是為了促進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實現。黃葦町表示，在這個緊要“關口”，我們黨和政府正視當前存在的一些有違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問題，並採取一係列措施切實加以解決，最終一定能夠形成一個既穩定又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和諧社會。
變化三：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將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發展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為此《決定》指出，要“認真貫徹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建立和完善黨內情況通報制度、情況反映制度、重大決策徵求意見制度，逐步推進黨務公開，增強黨組織工作的透明度，使黨員更好地了解和參與黨內事務”“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是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長期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普遍提高，民主在制度上和程序上逐步有了相應保證。《決定》突出強調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第一次鮮明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要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並作出了一係列具體的制度設計，以使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 一個聰明、智慧的執政黨，都會通過努力推進民主來破解遇到的執政難題，通過推進民主來獲得人民認同，通過推進民主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而完成自己肩負的歷史重任。”黃葦町認為，《決定》關于發展黨內民主、促進人民民主方面設想的逐步實施，將更有利于我國形成和保持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中國共產黨也將得到廣大黨員和億萬群眾的衷心擁護，實現自己長期執政、穩固執政的目的。
《決定》特別提到，要“逐步加大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之間的幹部交流”。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說，這意味著黨的係統幹部和國家權力係統幹部之間將實現正常交流，從而改變以往那種幹部從黨和政權機關退下來再到人大、政協任職的作法。黃葦町則認為，黨的幹部與人大、政協幹部的雙向交流，表明人大和政協不再是人們眼中的“二線”，其作用將更加突出，可能成為培養政治家的重要舞臺。
李君如指出，《決定》最後一部分，對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一係列具體部署，比如建立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制度、擴大在市縣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等等。“總之，根據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將不斷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變化四：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將有制度保障
２００２年１月起，投資２億多元的武漢外灘花園因建在河道內、妨礙長江行洪，違反防洪法規定，被陸續爆破拆除；
同樣在兩年前，青海大通籌資５４２萬元，為常年缺水的群眾引水。但工程完工時，作為供水水源的４個泉眼有３個已經幹涸，“民心工程”成了百姓心中的 “傷心工程”；
……
類似的盲目決策、胡亂決策，可以列出一長串。因為決策失誤，曾讓多少地方和部門付出高昂的“學費”。李君如認為，黨的執政能力既是指黨員個體的能力，更是指黨整體的能力。而黨的整體能力取決于黨的體制和機制，其中決策機制就是一個重要方面。
《決定》鮮明提出，要“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通過多種渠道和形式廣泛集中民智，使決策真正建立在科學、民主的基礎之上”，並分別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事項，專業性、技術性強的重大事項，同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如何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出了相應的具體要求。
《決定》還提出，要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健全糾錯改正機制。黃葦町認為，這也是《決定》的一個亮點。“對決策失誤實行問責制，決策者在決策時就會更加慎重，不能再打著集體決策的旗號，搞個人拍板，出事之後又用集體決策的名義去掩飾，以‘交學費’逃避責任追究。這一制度設計，將為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變化五：幹部考評將告別“政績標準”和“ＧＤＰ崇拜”
一段時間裏，“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在一些地方屢禁不止，人民群眾怨聲載道；片面追求ＧＤＰ數字，導致少數幹部在統計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如何破解幹部考評中的難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
對于這樣一個極具現實緊迫性的問題，《決定》提出，要“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係”“抓緊制定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求的幹部實績考核評價標準，完善職務和職級相結合的制度，實行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制度，健全公務員制度”。
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選擇什麼發展方式、發展道路，實現更好地發展的問題。“我們自己多年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以及西方國家的有益參照，都提醒我們不要走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黃葦町表示，“實際上我們的問題比西方發達國家當時的情形更加突出，在巨大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下，如何確保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要破解這樣一個重大課題，就必須切實樹立科學發展觀。”
專家認為，堅持科學發展觀，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改變幹部的政績考評體係，因為它是指揮棒，具有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黃葦町認為，科學的幹部政績考評體係應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讓群眾在幹部考評中擁有發言權，切斷那些損害群眾利益，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幹部的上升之路。二、在考評內容上，不能只包含經濟發展指標，還應該包括社會、文化、環境等多個方面，防止幹部“偏科”。
韓康表示，制定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求的幹部實績考核評價標準，對于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管理方式和管理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有了這個標準，黨和政府對經濟社會的治理方式和管理方式，將會不斷進步、不斷發展、不斷創新。”
變化六：文化生產力將得到極大發展
在今天，文化已被看作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作為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場上所佔的份額還比較低，一些舶來的文化產品在國內不斷受到追捧。黃葦町認為，與我們擁有的非常豐富的文化資源相比，與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相比，我國的文化生產還處在一個相對較弱的地位，文化領域普遍存在“入超”現象。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進一步革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國際影響力”……《決定》中一係列鼓舞人心的表述，引起人們強烈共鳴。
許多專家認為，《決定》第一次提出“文化生產力”這一概念，並提出了解放和發展這一生產力的一係列思路，勢必會在文化這一寬廣領域極大地激發人們的創造熱情，為文化生產力的飛躍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政策思路。
《決定》強調，著力抓好馬克思主義執政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隊伍建設和鼓勵理論創新的社會環境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黨委書記吳恩遠說，從黨執政興國的前景看，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才能使黨的執政方略更加完善、執政體制更加健全、執政方式更加科學、執政基礎更加鞏固。
“越是在經濟轉型時期，越是社會矛盾凸顯時期，社會上的各種思潮的激蕩就越常見。”黃葦町說，“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過程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能出現絲毫動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