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連線——我的農民父親：“你要好好寫寫我們農村的變化”
[喜迎十七大
輝煌五年]新農村建設[組圖]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１４日電（記者
張先國）“你報道十七大，可要好好寫寫我們農村的變化！”１０月１３日晚，正在採訪報道十七大的我接到湖北老家父親的電話。父親手機那邊的聲音，顯得有些嘈雜，看來他的這個電話，是在鄉親們鼓動下打來的。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仙桃市農村，６０歲的父親並沒有呆在家，而是和村裏的戲班子一起在鄰近的監利縣鄉村唱戲，他經營流動戲臺已有三年。前幾天，他就挂上了“喜迎十七大、唱好花鼓戲”的標語。
父親關心時事早就在村裏出了名，這可能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他幼年父母雙亡，生產隊安排他放鴨子掙工分。他在田埂上寫寫畫畫，堅持自學文化，１９歲便當上了生產隊長。他常說：“要在舊社會，我只能當叫花子。”
電話那端，父親忙不迭地說：“這場戲唱完後，後面三四場戲又被預訂出去了……”前年，村裏組建了一個戲班子，父親花８００元置辦了個流動戲臺。沒想到，這竟成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資，兩年唱了８０多臺，一臺戲收臺租費１５０元，凈收入１萬多元。
改革開放以後，父親曾年復一年地折騰家庭副業：養鵪鶉、種蘑菇，因技術不過關半途而廢；烤餅幹、做副食，因本錢太少銷路不大；搞電焊、跑運輸，因設備陳舊打不開市場……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後期，我上中學時，父親為了有穩定的收入，承包了４０多畝稻田。記得有年夏天，父親在暴雨中扶犁耕田，呵斥耕牛的吼聲炸雷一般響，嚇得我戰戰兢兢。
電話那端，父親扯著嗓門說：“有了農機補貼政策，機械化一下子就搞起來了，人閒田不閒，割了谷子種油菜，收了棉花種冬麥，比城裏的草坪要氣派……”
１９９０年秋天，我到北京上大學，當時學費加住宿費共２５６元。時任村委會主任的父親帶著我到處借錢，當我從他一向自信的笑容中看出羞慚時，心裏一陣酸楚。等我參加工作拿工資了，父親不再為我操心，可他卻讓我越來越操心。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後期，是家鄉農民較艱難的日子，糧食價格低，洪澇災害頻繁，種田常常虧本。我不時往家裏寄些錢，後來幹脆把父母接到城裏，責任田推給了別人。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我在家裏寫湖北省宣布免除農業稅的稿件。父親看到後，第二天就跑回老家，要回了責任田。他一回去，竟成了“大忙人”。當時村裏正修“村村通”水泥路，他這位“老幹部”自告奮勇當了牽頭人，路修好了還裝上了路燈。
電話那端，父親時不時發問：“昨天村裏來電話要我到鎮裏辦醫保，你曉得報銷比例不？”“家裏有線電視馬上要裝了，收費標準是幾多？”“據說裝修廚房也有專項補貼，你知道有多少？”他的這些問題，我都無法作答。雖說我是新華社長期跑農村的記者，但這兩年各地惠農舉措頻繁，個中細節確實難以全面掌握。
在鄉親們一陣催促的聲音中，父親嘿嘿一笑，終于念出了他新作的戲詞：“三農政策好，農民實惠了，家家住樓房，空調挂墻上，太陽能做了澡堂；文化生活也有趣，年年都要唱大戲，村村公路是水泥，農民種田有手機……”
我的農民父親，我真可以放心了。
多予少取放活 中國"新農村建設"攻堅"三農問題"
中國近30年的改革從農村發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的發展為城市改革打下了基礎。然而，當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革中心轉向城市，國家對農村社會的發展卻缺乏整體的政策著力。觀察者甚至認為，考慮到土地產權和地方治理結構方面，中國農村的改革，是“未完成的工程”。20世紀結束之際，中國面臨嚴重的鄉村治理危機。
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不矛盾
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不是對立的,因為城鎮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你不可能指望一下子把農民都吸引過來,但新農村建設又絕對不是把農民都固守在農村,而是應該和城鎮化協調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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