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４月２０日電(記者 劉偉) ５７年前，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這個協議，作為中央政府解決西藏問題的法律文件，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是，逃亡國外、寄人籬下幾十年的達賴集團不顧事實，編造謊言，歪曲歷史，不時地質疑“十七條協議”的合法性，甚至想從根本上否定“十七條協議”，以為他們“西藏獨立”的夢想找到一點依據。
回顧“十七條協議”簽訂的過程，可用鐵的事實證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達賴集團出爾反爾，妄圖分裂祖國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十七條協議”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與中央政府代表共同協商簽訂的
１９５１年４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代表團成員先後來到北京，參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４月２８日，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會見了參加談判的代表，並宣布了雙方全權代表名單：中央人民政府方面指派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並以李維漢為首席代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指派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全權代表，並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
達賴集團在境外經常歪曲“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經過。“西藏流亡政府”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發表聲明稱：“‘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是西藏歷史的一大悲劇”，“是非法的、無效的”。還說：“中國代表自始至終對西藏代表以歧視、欺淩和強制威脅等方式施加壓力，將他們的意志強加給西藏人。”“西藏代表完全失去自由，是被迫簽字。”
說這些話的人都沒有參加過簽訂“十七條協議”的談判。如今唯一健在的阿沛·阿旺晉美在回憶當年談判的過程時說：“我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認真、親切地談判。”“經過反復磋商，根據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一貫方針和西藏的特殊情況，正確地解決了各項復雜的問題。”
時任僧官代表的土丹旦達在１９８２年《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上也撰文回憶道：“先是我們西藏代表接受了中央提出的十條，接著我們也提出了九條建議，中央也對正確的部分加以採納和研究綜合，並對不合理的部分進行了耐心的解釋。……我作為譯倉派出的僧官，在談判過程中對宗教信仰、寺廟收入等提的建議較多，中央大都採納了。”
在談判之前，周恩來要求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尊重西藏地方代表，做好各方面的團結工作。李維漢還就談判的時間、地點、方式等徵詢了阿沛·阿旺晉美的意見。４月２９日開始的第一次談判，沒有涉及實質性問題，僅是就談判的程序、步驟進行協商。
除了大量的會下協商溝通外，雙方舉行了６次正式會談。談判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個問題，西藏地方代表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同意解放軍進藏。中央代表認為解放軍理應駐守國防，駐軍不要西藏地方供給，不會增加西藏負擔。經過三次談判和多次會下協商，西藏地方代表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的條款。
第二個問題，西藏地方代表擔心對西藏原有的制度進行改革。中央政府代表仔細闡述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解釋說不改變西藏原有的制度，即使要變，也得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決定。
第三個問題，當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將班禪的地位、職權等問題寫入協議時，西藏地方代表認為無權處理此事，表示難以接受，這是在整個談判中爭議較大的一個問題。對此，阿沛·阿旺晉美２００１年５月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文獻紀錄片《西藏五十年》中回憶說：“過了幾天，孫志遠來找我，他說，我們應該恢復談判。我們建議這樣提，維持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彼此友好相處時的地位和職權。這樣行嗎？我說，這樣的提法我們可以接受。”
經過２５天艱苦細致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一致。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勤政殿偉大祖國的國旗和國徽下，莊嚴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十七條協議”是達賴親自派西藏地方要員參加簽訂的
自從達賴喇嘛１９５９年撕毀“十七條協議”逃到國外後，經常在一些公開場合說：“‘十七條協議’的合法性值得懷疑。”達賴還在自傳中寫道，他第一次是從廣播裏聽到“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然而，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時任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的達賴喇嘛在籌委會成立大會的致詞中親口說：“１９５１年我派代表到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進行談判，在團結友愛的基礎上，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從此，西藏人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和羈絆，回到祖國大家庭，和祖國各兄弟民族一樣，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事實上，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央政府便明確提出要和平解放西藏，並向西藏地方政府發出和談邀請。但是，被親帝國主義分子把持的西藏地方政府卻擴充武力，設置障礙，拒絕和談。
時任西藏昌都總管的阿沛·阿旺晉美審時度勢，上書噶廈，要求親自由昌都向東找解放軍談判，但未獲同意。西藏東部重鎮昌都解放後，阿沛·阿旺晉美親眼目睹了解放軍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范行動，與進藏解放軍領導多次交談，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中央政府之所以確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政策和方針，完全是出于對西藏人民利益和西藏地方政府處境的考慮。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他再次上書噶廈要求和談。
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說：“在昌都，我們地方官員進行了討論，而在拉薩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還蒙在鼓裏，輕信國外敵對勢力的謠言。我們４０多名官員，聯名寫信給噶廈，要求與中國共產黨和談。”
噶廈政府聽了來自昌都一線的情況匯報，在布達拉宮召集５品以上官員和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的代表開了３天的會，盡管有不同的意見，但還是決定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議，停止對抗，派代表進行和談。
在此之前的１０月８日，親帝國主義的攝政達扎下臺，１６歲的達賴喇嘛親政。由于對前景把握不住，當時達賴已從拉薩逃到邊境小鎮亞東，正伺機逃往印度或美國。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８日，夾在噶廈是逃還是談兩種勢力之間的達賴，經再三權衡，批準了噶廈的決定，並親自致信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轉呈毛主席。信中說：“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隨員從速啟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遙遠，不易及時趕到，為爭取時間，我們將再給阿沛派去助手，經印度前往北京。所派的助手是扎薩索康蘇巴和堪仲由配土登，他二人帶去全體噶倫、西藏會議及人民的詳細局面報告，向您呈報。請您用增進藏漢友好關係的純正善良願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時轉呈。”
袁仲賢大使于２月１日給達賴回信說：“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賀你親政。你的意見我轉呈中央人民政府，已得到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是一直歡迎你派代表赴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事情，已電告昌都的人民解放軍俟你派的代表到達，當予很好地招待，並盡快護送昂布及兩代表去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參加北京和平談判的五人代表分別由拉薩和亞東派出。由拉薩派出代表土登列門（堪窮，僅次于噶倫的地方政府高級官員）、桑頗·登增頓珠（藏軍團長），到昌都與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噶倫，地方政府四執政官之一）會合後，經昌都、成都到北京；亞東派出的代表是凱墨·索安旺堆（藏軍司令）、土丹旦達（僧官），達賴的姐夫堯西·彭措扎西以漢譯員身份隨行。他們由印度經海路到香港，再由廣州到北京。
土丹旦達１９８２年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撰文回憶道：“動身前覲見了達賴喇嘛。噶廈給每個代表頒發了一份蓋有印章的全權證書，證書外面注明西藏全權代表五人姓名及身份，裏面寫有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等內容。……到達北京後，我們旋即會晤前期到京的西藏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等，轉交了噶廈發的證書，傳達了達賴吩咐的有關事項；接著又拜見了中央首長，呈交了達賴喇嘛的信件和禮品。”
他還寫道：“為了便于在返藏後讓達賴了解談判的詳細情況，使他接受簽訂的協議，我們五名西藏談判代表每次商量問題時都請堯西·彭措扎西參加。就這樣，我們和中央的全權代表一起，于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向全世界作了公布。我們西藏代表也立即發電報給達賴和噶廈，向他們報告‘十七條協議’的內容。”
“十七條協議”簽訂的次日，中央人民政府設宴慶祝。毛澤東在宴會上講話說，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種團結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今後，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