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帶著笑容的潘石屹
關鍵時刻的正確選擇
對于北京地盤上一些有小資情調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們經常光顧的地方，那裏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環境簡潔的餐館。
現在，我們又走在通向建外SOHO的路上。和往常一樣，國貿橋下是最塞車的地方。出租車司機牢騷滿腹地摁喇叭，“沒有修這個什麼建外SOHO的時候，這裏是不那麼堵車的。”我們大笑，說：“連堵車也要怪潘石屹麼？”電梯間也很有意思，幾個在這裏上班的人摸著墻壁和門框，說潘石屹用的材料真不怎麼樣，這麼簡單的裝修，卻賣那麼高的價錢，不地道。
多年來我們了解的潘石屹似乎是從一次準“偷渡”開始的。那是1987年，潘石屹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家當，辭職南下深圳，到達南頭關時，身上剩下80多塊錢，這便是多年後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創業資本”。由于沒有邊境通行證，這筆“創業資本”首先是花了50元請人帶路，從鐵絲網下面的一個洞偷爬進了深圳特區。
這個細節有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潘石屹應該提前辦理好邊境通行證，以他當時身份，辦個這樣的證件並不是難事，但潘就是這麼毫無準備地闖深圳去了。另一方面，一個腰包裏只有80元的窮人，拿出50元請向導，似乎也是豪賭之舉。如此細節，想來出自潘本人之口，他應該是為了強調他去深圳的義無反顧，強調他在人生的一些關鍵時刻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在另外一個場合，潘石屹給朋友們講了他在海南炒賣房子的故事。那時，他以每平方米3000元買進了8套別墅，兩個月之後，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購買，潘石屹開價4000元，還沒有簽單。忽然又來了一位內蒙古的有錢人，潘石屹馬上開價4100元。價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氣，但買房決定已定，只好願意出價4200元，將潘石屹的房子買走。但潘石屹這個時候胃口大開，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後的兩套別墅，他賣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價。
許多年以後，就是這麼一個近似于賣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總結為“一改傳統方式，用市場杠桿來平衡價格與利潤關係”的典型案例。客觀地看，在這個故事裏，潘正確預估到了價格上升的空間，他沒有慌張地將房子過早賣掉，至少說明他有做生意的信心和機靈。後來他帶著這些炒房賺來的錢到了北京，先是在懷柔注冊了公司，然後在一次飯局的閒聊間無意中聽旁邊人講，北京市給了懷柔四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願意做。潘石屹深知指標就是機會，于是決定出手，由此形成了北京萬通日後發展的底盤。
他到底信奉什麼？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潘石屹舊友說，老潘就是靠著他那點機靈混到了今天的模樣。他說潘石屹向來相機行事，不墨守成規。潘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在商業領域，教條主義的東西很難行得通，而實用主義、經驗主義、機會主義的東西往往行得通。”
在我們面前，他微笑著說：“凡事理性分析的人、有文化的人全都沒賺到錢。而那些見識比較少的，動腦筋比較少的，卻摸著市值了。”他想起那些帶著碩士博士學歷闖海南、走廣東的人，想起他們聰明的憋屈，他們有知識，有思考的能力，有不錯的見識，甚至還有理想，可是卻賺不到錢。而那些基本上目不識丁的廣州包工頭，憑借著他們的生存之道，財大氣粗地走到了今天。
潘石屹承認自己就是在讀書人和包工頭之間找到了某種結合點。或者我們可以總結，潘石屹把包工頭的趨利性格發揮到了極致，又把讀書人的個性和清高恰到好處地遮蔽起來。
我們看到，他的樓盤都有一些文化藝術的作料，但在如何賺錢的問題上卻毫不含糊。你不能說潘是一個文化人，是一名藝術家，可是他卻經常折騰出一些文化藝術的話題，讓自己身在其中；你同樣不能說潘是個錙銖必較的商人，他會經常和朋友們在一起談到理想，跟那些包工頭相比，老潘的內心至今仍然有理想之火在燃燒。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義，這個上世紀80年代的關鍵詞再一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在那個時期，潘石屹白天工作賺錢，晚上則就著小小的燈泡讀書，讀《走向未來叢書》。只是，當更多的人被理想主義燒灼的時候，潘石屹卻從理想主義的火焰中抽身而出，走上了具體的發財之路；當更多的知識分子在為一些普世價值的喪失痛哭流涕，幾個衣著寒酸的讀書人反復書寫市場經濟定義的時候，潘石屹卻直接跑到市場經濟的第一線，開始盤點此生如何積累起更多的財富。
在潘石屹寬大的寫字樓裏，我們很想和他談一談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對他的影響，談一談90年代實用主義和功利思想如何左右了他的人生選擇，可是他卻總是閃爍其詞，只是和我們反復談起他的商業模式，談他的公司如何在遭遇資本市場冷遇之後終于成功上市。對我們另一個向度上的探索並不配合。
像潘石屹這種在上世紀80年代接受過啟蒙主義教育的人，主動放棄理想主義追求，走上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道路，更多是環境的逼就，還是內心使然？
為什麼潘石屹不繼續留在機關裏慢慢往上爬？農村出身的潘石屹，從父母那裏傳承過來的人生價值觀主體應該是從政，而不是發財。
為什麼潘石屹能夠很早地放棄讀書人的清談作風，轉而迅速形成自己的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的商業方法？這種方法論的改變決定了潘石屹商業上的成功。
他與他們的距離
潘石屹的好友馮侖曾經開玩笑說，潘得益于三個人，一是鄧小平，二是馮侖，三是潘的妻子張欣。潘石屹剛開始對這樣的總結心存不平，事實上馮侖可能道出了本質。在很多場合，潘都喜歡借用鄧小平的語錄說話，比如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爭論，等等。尤其是鄧小平的南方視察談話，成為潘這一批人的福音。
潘石屹的父親在他出遠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孩子，你要出門了，不管在什麼時候，沒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現在看來，潘石屹把老父親的話貫徹得渾然天成，兒時的經歷成為他的行動基礎。潘過早地體會到了生死問題。他說起他的出生方式：一個接生婆用滿是灰塵的手把他從母親身體裏拉了出來。他記得沒有飯吃，父母只好把兩個妹妹送人，最後甚至想把潘石屹也送給人家，讓他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只是最後一刻，媽媽依依不舍，潘石屹才留在家中。
潘是1963年生人。這一年出生的房地產商人，有天津的孫宏斌。孫四處圈地的時候，潘只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做著，到處宣講他的項目所帶來的新生活范式，甚至對孫宏斌巨大的土地儲備行動嗤之以鼻。以今天的市場形勢看，孫當年的圈地行為似乎具有前瞻性，如果他能挺過難關，今天風光的就不是潘石屹了；而潘石屹當年沒有積極拿地，無疑為公司帶來了資源上的不足，特別是在海外上市階段，一直到潘石屹是在土地儲備上發力之後，尤其是在拿到北京三裏屯南街和前門改造地段之後，才取得海外資本市場的信任。
可以說，正是穩健和精耕細作的風格，才形成了潘石屹今天的氣象，而趾高氣揚、雄心萬丈的孫宏斌卻被自己圈起來的土地壓垮。熟悉他們的人，都記得孫宏斌高昂的頭，緊繃的臉，也都記得潘石屹的笑容，他似乎在任何時候都對著別人微笑，即使他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話。
另一個年齡接近的地產商人，是1961年出生的周正毅。周的故事婦孺皆知，先是以虛開增值稅發票獲得三年監禁，獄中享有優厚待遇，出獄不久，又被再度起訴。外傳周是有大背景的人物，在上海灘曾經左右逢源，不花錢就拿到大好地皮。
相比之下，潘石屹這方面的傳聞就少之又少，甚至少過了王石、張寶全，也少過了任志強和馮侖。每次面對媒體這方面的疑問，潘石屹都信誓旦旦，指天發誓，他絕沒有任何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劣跡。
還有一個不太出名的同齡地產商人，是湖南郴州的邢立新。曾經是一名不錯的詩人，他在藝術方面的天分，應該在潘石屹之上。但邢立新的詩歌天分卻造就了國內房產市場官商聯合牟利的奇跡。他借用市委書記的大權，用政府公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基層官員購買他開發的房子，最終導致市委書記下臺，他自己自然也鋃鐺入獄。
估計潘石屹聽到這樣的營銷手段，也會生出驚愕的表情，潘的理智就在這裏，他不會用一種藝術的張狂來左右商業，他的那一點與藝術有關的氣質，僅僅被當成房地產開發的面具和小資情調，而不是方法。
和孫宏斌相比，潘石屹多了一分謙虛，一分和氣；和周正毅相比，潘石屹多了一分滿足，一分距離；和邢立新相比，潘石屹則多了一分尺度，一分理性；和那些仍然在理想主義道路上奔走的知識分子相比，潘石屹則多了一分世俗，一分隨波逐流。
他的身上有農民的謹慎，小官員的逢迎，讀書人的狡黠和藝術家的取巧。當他終于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妥協、投機和謹慎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已然成為他最醒目的方法論。（蘇小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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