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8日，杭州市江幹區人民法院在“兩節”來臨前，為50多名外來務工人員集中發放社會保險、工資糾紛案件執行款近30萬元。圖為來自安徽的趙衝領到了被拖欠兩年的工資款。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編者按：備受關注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如何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收入分配問題關係到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係到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
怎樣全面客觀評價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諸多問題？中央在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下一步將採取哪些舉措？有關權威專家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收入差距拉大，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挑戰
趙人偉（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原所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從全國來看，收入最高的5％人群組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5％人群組的33倍。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糾正，將成為社會各種矛盾最主要的源頭，社會穩定就會成為大問題。因此，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也往往成為政府各項改革的核心。
蘇海南（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可以歸納為4個：一是分配關係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以及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二是收入水平增速不平衡，主要表現在農民及農民工收入水平偏低，增長速度慢，工薪勞動者收入增長速度低于同口徑范圍內的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劇了分配關係的不合理。三是分配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工資在勞動報酬總額中所佔比重下降，在工資收入結構中“制度內工資不高，制度外收入不低”；結構不合理還表現在灰色、非法收入的比重還在增長，據估算全國每年非法收入高達3000億元。四是分配秩序混亂，分配行為不規范，特別表現為拖欠、克扣勞動者的工資。
高書生（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中心研究員）：收入分配領域還有一個輿論高度關注的焦點話題，那就是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它使當前分配不公的矛盾在公眾面前越發凸顯出來。
楊宜勇（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收入分配問題至少與其中3個方面有關：
“公平正義”中的“公平”。
“安定有序”中的“安定”，土地糾紛、拖欠工資等分配領域的問題，引起群眾上訪，對構建和諧社會不利。
再就是“充滿活力”，如果收入分配搞不好，勞動力要素配置不當，就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
收入分配難題，為何難以破解
高書生：我認為收入分配問題只是一個表象，是社會經濟運行的結果。因此，必須“跳出分配看分配”。探究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首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水渠沒修好，還是放的水少？”
“放的水”自然是不夠的。這幾年，我們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的計劃生育獎勵政策等，但必須看到在制度建設方面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如果“水渠”沒修好，那就是制度出了問題，我們要完善制度。政府這些年來推出了包括教育、醫療、住房改革等很多政策，但這些政策實際效果還不能夠令絕大多數百姓滿意，這就需要我們對以往的改革思路加以反思。
我收到很多退休職工寫來的信，其中相當一批是技術人員。有一位來信者退休前是企業的高級工程師，他講自己退休後，領取企業的養老金很低，現在變成了低保對象。現在企業和事業單位養老金的差距越來越大，達到兩倍多。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重新思考、梳理已有的制度，有漏洞的要盡快完善，沒有制度的要盡快建立。
蘇海南：造成收入分配領域諸多問題的直接原因是分配制度不健全。舉一個微觀層面的例子，山西一家民營企業，盡管是當地的明星企業，但在分配方面卻沒有相關的制度，職工工資這個5千元，那個3千元，就憑老板一句話。建築行業為什麼拖欠工資現象嚴重？因為沒有嚴格的制度，其行規就是不按月支付，一年結兩次就不錯了。還有一些企業進行了改制、上市，什麼年報、公報等一應俱全，但卻沒有建立現代薪酬制度。
造成收入分配方面問題的深層原因主要有：一是新舊體制轉換不到位，計劃手段放棄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還沒有完善，在轉軌期間出現一些管理的空白；二是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之間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存在“剪刀差”問題，轉軌到市場經濟後還不可能短時間內把這種二元經濟的影響去除；三是市場不健全，政府對市場運行監控不力，比如該打破的壟斷沒打破；四是普通勞動力供過于求；五是誠信制度缺失。
趙人偉：我再來強調一下，我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同一些經濟政策有很大關係。城鄉居民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8倍，改革的重點轉到城市後，差距逐步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的比率上升到2.2倍，2003年上升到3.23倍，最近這幾年大體上保持在3.2倍左右。
從國際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向現代經濟轉換的過程中，城鄉差距呈逐步縮小的趨勢。為什麼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呢？農村工業化的進展，起的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之後長達20年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在相當大程度上同原有體制下的“政策慣性”有著密切關係。農產品的低價收購政策、對農民的稅收政策、對農民的稅外負擔政策、對城市居民的福利補貼政策、限制農民進城政策等，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這些政策現在不同程度有所改變，但離根本性改變尚有距離。
楊宜勇：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的拉大有一定規律性。中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根據效率來配置各種要素，因而造成收入差距自然而然地拉大。同時，應該看到，我們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應高度重視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另外，體制改革不到位、政策因素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需要認真反思。比如，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對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考慮比較少，沒有同步推進。
趙人偉：關于收入差距擴大和經濟改革之間的關係，我們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出現的問題都簡單地歸罪于經濟改革本身，另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改革所應該付出的代價。
我認為，對于收入差距的擴大，應該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來對待：第一個層次是屬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勵部分，這部分屬于克服平均主義的成果，應該加以肯定。第二個層次是屬于經濟改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例如，中國的價格改革只能採取雙軌過渡的漸進方式，從而必然會出現利用價格雙軌制進行尋租等活動，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說是改革應付出的代價。第三個層次是屬于過高的代價，或者說是屬于不應該付出、可以防止或者避免的部分。以上世紀90年代的土地不規范交易為代表的設租活動，應該說並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可以歸入過高的代價。過高的代價往往是同腐敗、壟斷等現象聯係在一起的，這也是中央在強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時特別強調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取締非法收入的重要原因。
分配制度改革，路該怎樣走
趙人偉：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遏制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趨勢，涉及面非常廣。在沒有有效政策實施的情況下，經濟發展並不會必然導向收入分配狀況的自動改善。
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有效發揮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中，稅收和轉移支付（特別是其中的補貼）是政府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也就是從富人那裏收比較多的稅，然後對窮人轉移支付或者補貼，叫“抽肥補瘦”，即通過再分配縮小收入的差距。但在傳統體制下，對農村實行的是凈稅收的政策，對城市實行的是凈補貼的政策，實際上是“抽瘦補肥”的“逆向再分配”政策，擴大了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這種“逆向再分配”的情況在某些方面有所扭轉，但在一些方面仍然繼續保留。所以，如何進一步扭轉這種狀況，仍然是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再分配問題上，還要把“適度再分配”作為決策理念和政策目標，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過度。當然，什麼樣的再分配才算適度，需要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並考慮文化傳統的影響來具體擬定。
蘇海南：分配秩序混亂、分配行為不規范、勞動者勞動報酬權益受侵害等問題，具體而言，應該從幾個方面著手加以解決。
首先，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一是執法維權，對于違反勞動法律法規有關規定、侵害勞動者報酬權益的，應該大力查處，這是解決問題最快、最有效的措施；二是制定人工成本信息制度，引導企業調整工資水平，適當地提高工資；三是適度、適時地提供最低工資標準以及政府確定的各種標準，包括城鎮居民最低生活標準、失業保險標準等等，促使維權的基礎能夠得到合理提高；四是在維權方面應發揮工會等社會各方面應有作用。
其次，建立跨企業或地域性工會、外部工會，把不適宜建工會的小企業中的職工以及靈活多樣就業人員，吸收進工會。
第三，社會各界，特別是新聞媒體、法律中介組織等，可以多造輿論，提供免費或者低收費的法律維權的咨詢服務。
第四，通過就業前培訓、普法教育等，提高勞動者自我維權意識。
趙人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思路、大原則，應該從改進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對收入分配影響這個層面，多多考慮。如果說，再分配是要解決結果公平問題的話，那麼，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是要解決其他方面的公平問題。例如：改進教育政策是要解決起點的公平問題；改進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是解決過程公平的問題；改進產業結構轉換政策是要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最近人們常常討論如何解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工資被壓得過低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也跟國家的宏觀政策有緊密關係。拋開加強保障農民工權益這些角度，換個角度講，為了防止農民工的工資被壓得過低，更為根本的一條措施是政府應該千方百計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民工的收入比農民的收入要高一點，他才進城打工，不然他還進城幹什麼。如果農民的收入提高了，城市的雇主就很難把農民工的工資壓得過低。不然，城市的雇主就雇不到農民工了。
蘇海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定要敢于直面突出矛盾。雖然早在10年前，政府有關部門就對壟斷行業職工收入過高問題採取了一些調節措施，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主要是層次提得不高、考慮不夠深，缺乏標本兼治的政策。現在，在“提低、擴中、調高”的基本思路中，“調高”的重要方面就是調節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必須標本兼治、配套改革才能逐步解決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問題，包括：進一步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壟斷性行業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不能由其自我定價，而是需要公眾聽證會認可，人大等權力機構要對此進行監督；對壟斷企業通過壟斷等獲得的利潤課以重稅，或對其無償佔用的歸全民所有的資源徵收資源稅；對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人工成本和工資水平實行雙重控制；配套改革壟斷性行業的勞動人事等制度，打破封閉的行業壁壘，為促進壟斷行業人員能進能出、崗位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減創造良好條件。
高書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還要抓住百姓最為關注最為緊迫的現實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現在，收入分配領域的最大問題並不是高收入者太多了，有高收入不是壞事，最危險的事情是大批中等收入者擔心自己逐步落入低收入者之中，這突出地反映了當前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給人們帶來的不安全感。
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的重要方式，這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內容。一定要從支出層面逐步打消中等收入者淪為低收入者的顧慮。中等收入者滑向低收入者，主要是由“新三座大山”，即教育、住房、醫療負擔壓迫過重所導致。近些年來，工薪收入者需要支出的面越來越寬，數額越來越高，壓力越來越大，這對穩定中等收入者來說極其不利。我們應該從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入手，為工薪階層幹點實實在在的事，這是構建和諧社會中極其重要的內容。
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我們要採取更多扎實有力的措施，來保障低收入者更多分享改革發展成果。應該考慮建立一項讓老年人分享發展成果的制度，讓他們體面地度過晚年。比如，從社會保障的角度出發，專門給城鄉80歲以上的老年人發一筆高齡老人津貼。這說明政府對老年人是關照的，其社會意義遠遠大于經濟意義。
楊宜勇：我們不否認改革的主導是政府，現在，我要強調的是，不能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只是政府的事情，限于改革主體一元化的思路。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企業、協會、工會等都責無旁貸，應該有相應的辦法、措施。比如，為了解決工資糾紛問題，可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談判制度，讓雇主協會和工會進行談判、協商。企業也不能唯利是圖，應該強調其社會責任。（秦交鋒
田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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