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中國扶貧基金會名譽會長
新長城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思考
新京報：2月12日，在中央民族大學，“新長城2007貧寒學子新春關愛活動”給211名貧困學生發放了每人460元的愛心路費，這也是新長城發放的最後一批路費。據新長城負責人介紹，該活動共籌集了60多萬元善款，為1190名學生發放了愛心路費，並替留京的200多名學生找到了打工崗位。你對此有何感想？
成思危：當然，我很高興了。同時我也希望這種工作要持之以恒、年復一年地做下去。上次在“2006新長城優秀特困高考生尋訪行動”啟動儀式大會上，我也提了一點意見，就是怎麼樣能讓這種活動“可持續”的發展。這個問題是需要思考的。這就不單是捐款人和新長城活動組織者的事，也需要接受資助的大學生本身養成這樣的觀念：我因為接受了資助而完成學業，等到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了，我同樣要發揚愛心，去支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些學生畢業以後，收入、地位、境況都會發生改變，他們同樣應該反哺幫助過自己的人。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只有提高整個社會對貧困大學生的關懷，新長城活動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新京報：作為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名譽會長，從新長城活動中，你覺得怎樣能保證扶貧基金真正發到需要幫助的人手中？
成思危：有一點讓我覺得很有啟發意義：我們扶貧的資金要用在刀刃上，但是具體怎麼用？一定要真正送到需要幫助的人手裏，這點非常重要。所以，我覺得新長城有一個做法很好，就是有義務工作者親自去調查，那就可以發現問題了。
有些申請的所謂“貧困”大學生的家庭實際是村裏的“首富”，這個我也看報道了。如果不下去調查，只是聽下面的報告，那可能這錢發不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手裏，所以，這一點做法我是很讚成的。一定要防止層層截留、虛報冒領這些作假現象。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要注意財富的三次分配
新京報：新長城活動開展以來，始終得到了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你怎麼評價媒體在其中的作用？對以後的工作有哪些建議？
成思危：我覺得媒體參與這種活動，社會效果是很好的。我曾經在雲南的一次會上講，新聞記者的作用，第一是振聾發聵，第二是棄舊投新，第三是抑惡揚善，第四是務實求真。這就是媒體應該起的作用。我覺得你們做這種事就是抑惡揚善，也是振聾發聵，對不對？讓大家知道這麼個事。
我一直提倡，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要注意財富的三次分配，要提倡慈善事業的發展。我很高興地看到，媒體在這個方面做一些引導，就有這麼多人響應，這說明社會上有同情心、有愛心、有良知的人還是很不少的，盡管現在也有一些商業化的慈善行為。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慈善事業應該說還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新京報：你曾經在不同場合談到，應該建立激勵機制，促使先富起來的人在自願的原則下支持那些弱勢群體。
成思危：是的。在國外，最大的激勵機制就是減稅，對捐贈的企業和捐贈的個人，能夠通過稅收來抵扣。
這樣就能夠進一步激勵。另外，這也是一種合法的避稅。應該讓捐贈的人感覺到，由于自己的捐贈而獲得了政府的支持。不像幾年以前有的企業家就反映，捐了一個希望小學20萬元，還要交6.6萬元的稅，這樣他就不願意做了。
現在這個情況已經變化了，現在對企業已經有規定了，但是對個人還沒有規定，以後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捐贈抵扣稅的辦法和機制———不僅包括對企業，也包括對個人，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精神鼓勵的方式等等。
根據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不足，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快發展步伐，尤其需要加快制度創新，選好為困難群眾真正需要的、可持續發展的慈善項目，完善籌資渠道和方式，保證把慈善資金管好、用好，使社會各界的愛心得到充分發揮。對中國來說，政府的組織作用還是很重要的。今後，希望民政部會同有關政府部門，加強對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完善表彰激勵機制，組織好、管理好，提高辦事效率，讓全社會共同關心和支持我國慈善事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大學生要從長遠角度看待接受資助
新京報：輸血治標，造血治本。目前，大學生就業難也是一個社會關注的問題。與此對照，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需要大量人才。您也認為，應該鼓勵受社會資助的貧困大學生回農村，建設農村。現在制約大學生到農村就業的主要障礙有哪些？
成思危：這個恐怕首先還是就業觀念。說句實話，從農村出來的孩子，起碼是有一部分不願意回到農村。
好不容易跳出“農門”，還要回去？所以，首先還是就業觀念需要轉變。另外我認為，政府要用政策來引導這種行為，所以像北京鼓勵大學生到農村去擔任村官助理等一係列鼓勵的措施。這兩方面要結合起來。當然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內因還是主要的，這些大學生本身的就業觀念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外因可以引導人們改變他的行為。
新京報：不可否認，現在特困大學生中，確實不願意接受資助的人大有人在，認為是一種施舍，心理上造成壓力。對這種心態，您怎麼看待？
成思危：接受資助的人應該把資助看作是社會對自己的關心，而不是施舍；另一方面一定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實際上，他們確實是因為經濟困難而接受資助。我希望他們應該有這樣的心態：我因為接受了這個資助，就一定要努力學好知識，將來對社會能夠起更大的作用。第三要有回饋社會的精神。今天接受資助，是因為自己需要；將來一旦自己有能力資助別人，也會慷慨解囊。接受資助並沒有什麼可恥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從這麼一個長遠的角度看，而不要從一時接受資助、心裏不好受這樣的角度來看。
新京報：有人認為，類似新長城這樣的活動，將關注點著眼于考取大學的經濟困難學生，是錦上添花之舉；那些由于家庭經濟原因而輟學的適齡兒童更加應該受到關注。對此你怎麼看？
成思危：要重視教育扶貧，教育托起後天的希望，貧困地區發展需要人才，需要提高農民的文化技術水平，所以在教育方面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義務教育是國家拿錢，所以不應存在經濟問題；義務教育以後不能繼續上學的，不但有高中，還有職業教育學校。所以我個人看法，確實是都應該關注；因為有些孩子不能上高中，更談不上上大學了。
但問題在于，社會公益力量發展還是不平衡的。
新長城項目著重關注貧困高考生，將來或許會有其他組織關注其他某一個群體，畢竟，新長城不可能將所有的事情都包起來。當然，對農村來說也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農村出一個大學生很不容易，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新長城的影響效應可能更明顯一些。中國有很多優秀人才就是因為沒有機會而無法出人頭地，所以機遇對他們是很重要的。有人說類似謝軍那樣的頭腦，十萬人中才有一個，那你說中國應該出多少個“謝軍”？
應該出1300個“謝軍”才對嘛！為什麼只有一個謝軍呢？因為另外那1299個，沒有機會接觸國際象棋啊！所以應該說我們中國是有很多優秀人才的，我們應該創造機會讓他們脫穎而出。
扶貧是保障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新京報：什麼力量讓你持續關注中國的扶貧事業？
成思危：可以說，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新聞界的元老，我母親留學法國，學習法國文學。所以他們教我四歲讀唐詩，六歲讀《資治通鑒》；而且，我對范仲淹這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人是非常敬佩的。我16歲從香港回來以後，一直在國內生活，也走過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貧窮落後的問題。我總覺得，中國要富強，必須要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對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是非常讚成的。
搞好扶貧工作也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公平，特別是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重要體現。我一再說，一方面，我們需要學習和運用市場經濟手段，來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因為只有經濟實力增強了，才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否則，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不穩定，也沒有效率可言。反過來說，你只講公平，無視效率，怎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呢？那只能是低水平的所謂公平。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我們比較多的關注效率的話，在今天我們初步實現基本小康的時候，恐怕就應該更多關注一些公平問題。
新京報：馬上就是春節了。目前還有一些大學生因為經濟原因不能與家人團聚。你最想通過新聞媒體對他們說什麼？
成思危：其實，不單是對這些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也包括那些生活困難的其他群眾，我先給大家拜個年！同時我也可以告訴關注中國扶貧事業的人們一個好消息，民建中央將發起一個“思源工程”，顧名思義，就是“飲水思源”，主要目的就是動員我們民建會員中的企業界朋友積極參與扶貧慈善事業。目前，“思源工程”正在國務院審批之中。對扶貧慈善事業，我們不但要講，而且要善于去做，身體力行，知行合一。由單個企業去做，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集合起來，發揮整體效應，社會效果就會更好。所以，我希望能為他們做更多的事。（陳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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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主辦的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自強項目于2002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啟動。針對特困大學生的各種困難，新長城項目為特困大學生提供了經濟資助（主要是生活費資助，每人每年2000元，資助年限為1、2、3、4年）、成才支持（主要通過組建高校自強社）和就業服務等全方位的幫助。
自2002年9月，新長城項目在社會各界的關注下，成功舉辦了“2003新長城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2004新長城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2005新長城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2006新長城優秀高考特困生尋訪行動”、“新長城2007貧寒學子新春關愛活動”。
《新京報》作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關係最為緊密的媒體合作夥伴，聯合主辦了“新長城高考貧困生尋訪”、“新長城高考義賣”等係列活動，在2006扶貧中國行捐贈表彰大會上獲得年度媒體貢獻獎。（綜合中國扶貧基金會網站及有關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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