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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改革委：中國環境威脅論沒有事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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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04日 13:20:44 來源：新華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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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4日上午10時，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介紹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有關情況，闡述基本立場，並答記者問。圖為發布會現場。（新華網 陳競超 攝）
[馬凱]: 《聯合國氣侯變化框架公約》要求各締約方都要制定、執行、公布並經常更新應對氣侯變化的國家方案，中國政府根據中國國情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履行《公約》的義務，按照中國國務院部署，國家發改委會同17個部門，組織了數十位各個領域的專家，歷時兩年編制了《中國應對氣侯變化國家方案》，經國務院批準正式頒布實施。 這一方案是中國第一部應對氣侯變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發展中國家頒布的第一部應對氣侯變化的國家方案。方案的頒布實施，彰顯了中國政府負責任大國的態度，將對我國的應對氣侯變化工作產生積極的作用，也將對世界應對氣侯變化做出新的貢獻。 [馬凱]:關于要採取哪些舉措和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大家手裏的《國家方案》已經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如果概括起來說，這麼大一厚本，體現“一個結合”和“兩個推進”，貫穿了一條主線。 “一個結合”，就是要把應對氣候變化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國家創新型社會緊密結合起來。“兩個推進”就是要一手抓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一手抓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減緩主要就是控制增量，盡可能少排放一些。適應就是對已經引起的氣候變化要提高適應能力，防災減災，把它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在減緩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無非是三條渠道、三個途徑：一個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 因為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燒引起的，所以，要少排放，就必須節能，節能是最大的減排。所以，中國政府提出到2010年單位GDP能源消耗要下降20%，同時還要調整能源結構，盡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產一些可再生能源。這樣，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目前只佔不到7%，中國政府想到2010年提高到10%，到2020年要提高到16%。通過這些措施可相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樹造林，因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排了不要緊，可以吸收，凈排放可以減少。“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全國森林覆蓋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排放了不要緊，如果能夠吸收利用，變廢為寶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措施。比如說沼氣、甲烷排放、煤層氣等等都可以回收利用，這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2007年6月4日上午10時，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介紹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有關情況，闡述基本立場。圖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網
陳競超 攝）
[馬凱]:近幾年，關于中國的“能源威脅論”很多，但是現在好像這個言論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環境威脅論”的說法越來越多。對此，我覺得最有力的反駁是用事實說話。 我只舉三組數據：第一組，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少，從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中國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只佔世界累計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國排放的份額就更加少了。 第二組數據是中國人均排放水平低。國際能源機構統計，這是2006年的統計，是最新統計，統計的是2004年的數據。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國是3.65噸，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87%，為OECD國家的33%。 還有一組數據，就是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間，世界平均排位來說，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佔到第92位。 第三組數據，就是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彈性係數小，也就是說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統計測算，從1990年到2004年，15年間，單位GDP每增長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長0.6%，但是中國僅僅增長0.38%，也就是說我們的彈性係數小。 面對上述事實，三組數據，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沒有人說那些歷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彈性係數大的那些國家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威脅，反而說歷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彈性係數小的中國構成了主要威脅，這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相反，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保護全球的氣候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是一支重要的積極力量。我簡單舉幾個數字，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每萬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節約了8億噸標準煤，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8億噸。同期，中國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護等又凈吸收了50億噸的二氧化碳。特別是自上個世紀以來，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少生了3億人。現在按2004年的標準，世界每一個人平均每年釋放二氧化碳4噸，3億人就等于中國去年少排放了12億噸二氧化碳。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實行計劃生育，去年我們的人口不是13億人，而是16億人，那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億噸，這是中國對控制世界人口非正常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的積極貢獻。
首先，不能只看總量，還要看人均。人口規模對一個國家的排放總量影響至關重要，一個人出生到世界上，不但要吸進氧氣，呼出二氧化碳，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衣、食、住、行、教育、各種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應的都要增加排放。所以，人口大國、人口小國和人口多、人口少的國家在排放總量上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我國即使哪一年排放總量超過了美國，但是，由于我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所以，我國的人均排放量也仍然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當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歷史的累計排放量。我的數據是從1903年到2003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8.3%，中國同期只佔了7.6%。這個數據跟我前面的數據一樣，不是中國的數據，而是美國長期研究氣候變化的一個國家實驗室的數據。 第三，我們認為不能只看排放的數量，還看要發展的階段。因為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強度是不同的。科學家們說，呈現出一種倒U字型的變化，就是拋物線。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排放強度是增加的趨勢，實現工業化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開始減少。在過去的一二百年裏，美國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它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現在中國正好是在爬坡的階段，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相應地消耗的能源就比較多一些，排放的強度也比較大一些。 總之，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僅中國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第四，我們認為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而且要看轉移排放，就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國生產的產品要在多國去消費，一個國家又要消費多個國家的產品。 所以，生產、出口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國家，要承擔本應在進口國排放的二氧化碳，而進口消費這些產品的國家，在他們的排放總量的計算中，就沒有計算這部分產品的排放量。 特別是在目前，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發達國家是處在產業鏈條的高端，服務業發達、高科技發達，相應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對小一些。而發展中國家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比如拿中國來說，直接出口的，去年出口鋼材2500多萬噸、焦炭1400萬噸左右。這裏面都包含了很多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這還不算，我們還出口了大量的機械產品，裏面也有能源消耗，包含禽類，這相應地增加了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減少了進口國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在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的時候，對這一因素應該給予充分的考慮。 我們更重視經濟手段，比如說我們正在逐步地理順資源型產品的價格，使它能夠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程度，一方面可以鼓勵能源生產，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耗。同時，我們在財稅政策方面，對于節能技術、節能產品的推廣應用，也出臺了一係列扶持政策，正在落實之中。 另外，各地政府都普遍把節能降耗約束性指標的完成情況作為考核幹部的一個重要指標，而不是單純地看GDP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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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趙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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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階段 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有其合理性
各地政府把節能降耗指標完成情況作為考核幹部重要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