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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跌無人問 漲多頭管"看農副產品調控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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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18日 09:45:33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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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副產品“跌價無人問，漲價多頭管”的現象，顯示出目前調控仍停留在“短缺調控與消費者調控”的層面；暴漲某種程度上源自此前對生產環節利益的漠視
5月22日，消費者在上海一家大型超市內選購生豬肉。近日，上海市場上的豬肉價格持續上漲，目前的批發價格達到每公斤16元，同比上漲七成左右，達到近年來的最高點。 新華社記者劉穎攝(資料圖片) 連日來，我國各地糧油肉蛋價格輪番上漲，給宏觀經濟運行帶來嚴峻考驗，並引起強烈社會反響。《瞭望》新聞周刊調查發現，這輪價格普漲有宏觀經濟偏快、流動性過剩以及世界食品價格上漲等客觀原因，同時暴露了農產品市場調控思路的欠缺、動物防疫體係的薄弱，糧食能源化的負效應也開始顯現。 源自對“跌”的漠視 對政府近期的肉價調控，長期從事生豬養殖的江西華綠牧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徐建生不無微詞。他說，一年前養豬戶們苦苦掙扎、賠本殺豬的時候，除了少數畜牧主管部門或行業協會微弱的呼吁，輿論無聲無息，也未見政府扶持。現在豬肉一漲價，政府部門一邊通過投放國家儲備肉等措施平抑肉價，一邊給城裏人提高低保、發放“肉補”，明顯有“重城輕鄉”、“重消費輕生產”的嫌疑。 徐建生說，政府如果在去年把這些提高低保、發放肉補的錢，通過價格補貼、疫病補貼、種豬補貼或者疫病保險扶持農戶“救市”，保護養殖戶積極性，減少提前出欄，引導及時補欄，今年的暴漲行情或許可以避免，至少不會暴漲。他坦言，今年豬肉價格暴漲根本原因是供需有缺口，而供需缺口是由于去年豬肉低價和藍耳病疫情造成豬賤傷農，是有關方面對去年肉價暴跌和疫病的漠視留下的“後遺症”。 江西省農業廳市場處副處長胡仲明說，豬肉“跌價無人問，漲價多頭管”的現象，在當前我國農產品市場上並不鮮見。政府容易重視消費市場的反映，忽略生產環節的呼聲；市場不會因價格低廉激起微瀾，卻能對價格上漲產生強烈波動；消費者只能感知價格上漲的苦楚，卻難以體會豬肉價格下跌時農民的辛酸。農民既要承受下跌的虧損，又難享受上漲的紅利……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對跌的漠視，加上風險補償機制缺失，導致了報復性的暴漲。 農副產品調控要借鑒糧改
(資料圖片)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指出，各級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還習慣于在供應短缺、價格上漲時，站在城市消費者的角度出發，而在農產品過剩時卻要麼不管少問，要麼無能為力，“托市”、“救市”難見有作為。而農產品貿易條件惡劣是世界性的課題。雖然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但在全社會的輿論氛圍、思維方式上，農民的話語權還是太弱，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還存在“以城壓鄉”，“二元結構”思維依然存在。 李國祥說，在城鄉經濟聯係日益緊密、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今天，政府“有形的手”必須更多地從“短缺調控”轉為“短缺調控與過剩調控相結合”，從“消費調控”轉為“消費調控與生產調控相結合”。他認為，短缺調控是無源之水，只能頭痛醫頭，治標不能治本，只有結合過剩調控，才能從根本上構建農產品產銷平穩的長效機制，避免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 從去年底至今的糧油肉蛋輪番漲價的情況看，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正變得更加頻繁，漲跌幅度也在悄然增大。李國祥說，過去，各地城市有“菜籃子工程”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消費品價格穩定。這幾年隨著農副產品生產加速向農區轉移，“菜籃子工程”的補貼機制名存實亡，而新的、全國性的補貼機制又沒有建立起來。 下一步，要研究是否需要建立對所有農副產品的生產補貼機制。 實際上，目前國家對糧食的補貼機制已經建立，並初見成效。對比去年底的糧價上漲和今年5月的豬肉價格上漲，兩者表現迥異。 去年糧價上漲後，國家通過拋售最低收購價糧食，市場糧價很快得到平抑，至今仍在較高位穩定。而今年5月的豬肉漲價行情則是“一天一個價”，雖然有關部門提出動用國家儲備肉平抑市場，但遲遲未見行動，業內預測肉價至少要到8、9月份才能回落，有的甚至說要到明年，政府部門對“瘋狂的肉價”似乎束手無策。 這是由于目前政府對這兩種農產品的調控機制不同。2004年春糧食價格上漲後，國家及時採取措施出臺了最低收購價政策，每年發布重點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糧食收獲時如果市場糧價低于最低收購價，則由國家指定的糧食經營企業入市收糧。這一方面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保證了足夠的糧食產量；同時，收購進來的糧食也成為政府重要的調控手段。因此，這幾年我國糧食產量持續上漲，價格穩定。而包括生豬在內的許多農副產品生產完全市場化，又缺乏生產預警機制，因此不免大起大落，價格暴漲暴跌。 受訪的有關人士提出，為了整個宏觀經濟的平穩協調發展，應該參照糧食最低收購價制度，研究對整個農業產業建立生產補貼制度，建立農副產品持續穩產穩價的長效機制：可以考慮出臺最低收購價制度；可根據不同農產品的特點建立種豬補貼、疫病補貼等制度；積極引導銷區與產區建立緊密的、有利益紐帶的產銷合作機制；抓緊建立和擴大推廣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覆蓋面，降低農業生產風險。 糧食能源化“擠壓”食品安全 糧油肉蛋價格普漲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是糧食能源化。近年來國際市場能源價格處于歷史高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將糧食產品用于替代能源的生產，生物能源產業方興未艾，谷物需求大量增加，推動了糧油肉蛋漲價。 《瞭望》新聞周刊在去年底糧食價格上漲期間曾就糧食能源化問題作過調研報道，並發出警號。隨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共同下發了《關于加強生物燃料乙醇項目建設管理，促進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要求立即暫停核準和備案玉米加工項目，並對在建和擬建項目進行全面清理。 最近的肉蛋價格上漲再次證明，燃料乙醇給中國帶來的並不全是好東西，高油價和高糧價的雙重壓力給國計民生帶來了困難，對整個宏觀經濟提出了新挑戰。能源安全問題開始“擠壓”包括糧食安全在內的食物安全問題。 長期以來，糧食是比較效益最低的農業產業，能源用途的開拓延長了糧食產業鏈，提高了附加值，適度發展，對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穩定糧食生產、促進農民增收、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但是，目前盲目建設的勢頭，不僅不利于農業結構調整，也不利于玉米加工產業的健康發展，並有可能引發國家糧食安全問題。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來說，吃飯問題永遠不能掉以輕心。大量消耗糧食來加工工業用油、化工產品，不僅是“拆東墻補西墻”，更是“挖地基蓋屋頂”。一定意義上，糧食安全問題屬于生存的范疇，是“底線”；能源安全則更多的屬于發展的范疇。中國農科院院長翟虎渠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曾說，中國糧食不能承受“能源化”之重。為了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我國的土地已經筋疲力盡，我們“不能餓著肚皮開汽車”。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學者管清友最近說，在生物能源上，目前中國陷入了兩難，如果大力發展乙醇等生物能源，則直接面臨高糧價的威脅；如果不發展，則可能在替代能源領域落于人後。如何應對？他提出了三點思路： 一是增加糧食和能源產品的進口，盡可能減輕國內價格上漲的壓力。食品價格走勢關乎民生，應當作為首要考慮的政策目標。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如果能部分轉化為儲備油和儲備糧，則既發揮了外匯儲備的作用，又解決了燃眉之急。 二是把糧食問題等同能源問題來看，千方百計增加國內糧食供給，給種糧農民以實惠，保障他們的利益。通過補貼、限價收購和流通體制改革等手段，理順糧食供需渠道，增加糧食供應。 三是重新思考和調整中國替代能源發展的思路，重新思考美國等糧食生產大國發展生物能源的思路是否適合中國。 管清友說，中國的能源戰略至少應該考慮到兩個問題：首先是替代能源發展不可回避，要作為長期戰略。其次是能源戰略首先要保障國民福利，導致國民福利下降的能源戰略沒有意義。人是第一位的。盡管中國面臨嚴峻的能源安全形勢，但是糧食安全永遠都比能源安全重要。本輪糧油肉蛋價格普漲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林艷興)
漲價，似乎是當下食品和農副產品的共性。日前，國家發改委公布了全國36個大中城市46種重要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價格監測結果，顯示5月份與上月份相比，價格上漲的有22種，主要是豬肉、雞蛋、花生油等食品價格。 物價，特別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副食品價格的高漲，直接影響著普通百姓的生活質量，自然備受關注。而由于其關係到每個人的最基本需求——生存問題，所以此輪物價所表現出來的連鎖性普漲，就不只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社會問題，說白了，就是民生問題。 民政部日前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門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豬肉等副食品生產供應、保持市場穩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妥善安排好城鎮低保家庭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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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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