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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寬嚴相濟對症下藥 中央徹查不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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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18日 16:40:23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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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嚴格禁止性要求，細化了黨員幹部在經濟和社會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充實完善了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行為規范。
這是濮陽縣委縣政府綜合辦公大樓（2月14日攝）。這座辦公大樓落成已有兩年多，至今仍欠100多萬元的工程款未付。 中央紀委于5月29日印發了《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幹規定》（以下簡稱《規定》）。6月2日，中央紀委辦公廳下發了《關于認真學習貫徹〈規定〉的通知》。6月8日中央紀委又在北京召開了貫徹實施《規定》的會議，專題研究部署《規定》的貫徹實施工作。 這一連串行動，充分反映出中央紀委對這項工作的高度重視。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的有關專家認為，出臺這些具有很強針對性的紀律要求，是中央紀委為解決當前反腐敗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採取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迎接黨的十七大的一項重要部署，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反腐敗的堅強決心，符合順應黨心、民心，必將進一步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支持，有利于營造團結和諧的社會政治環境。 突出的針對性、指導性、適用性 受訪的有關專家指出，《規定》的出臺，比較好地解決了當前辦案工作中緊迫而突出的法規政策依據問題；另一方面，又用制度的形式，進一步規范和突出了今後查辦權錢交易案件的重點，具有突出的針對性、指導性、適用性。 《規定》共十條，前八條中對黨員幹部提出了八項嚴格的禁止性規定，即，嚴格禁止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共產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收受幹股”、“由請托人出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獲取‘收益’”、“通過賭博方式收受財物”、“使特定關係人不實際工作卻獲取所謂薪酬”、“授意請托人以本規定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係人”、“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利，離職後收受財物”。 這八種行為與傳統受賄形式中的直接收受財物相比較，手法上有所不同，但實質上沒有差別，請托人的犯意指向明確，財物的最終歸屬也體現了違紀黨員的真實意圖，性質上都是受賄。 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說，從深層次來分析，這八種權錢交易行為嚴重影響群眾對黨員幹部的信任和支持，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危害社會經濟管理秩序，使得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無法有效實施，妨礙公平競爭和市場效率，扭曲收入分配結果，威脅社會公平。 反腐專家李一帆對本刊指出,《規定》針對性、指導性和適用性表現在，其內容立足實際，急用為先，重點解決實踐中經常遇到、急需明確、各方面認識比較一致的法規政策界限問題；同時，注意做到依紀依法、堅決穩妥，寬嚴相濟，確保懲處的合理性和準確性。基于這些考慮，本著成熟一個規范一個、循序漸進、不求全責備的原則，《規定》列出了八種權錢交易形式和認定這些違紀行為的具體政策界限。 李一帆說，《規定》所禁止的行為，都是近幾年來辦案實踐中經常遇到，在定性量紀方面存在疑義、容易產生分歧的違紀違法活動。與一般受賄形式相比，通過這些貌似不違法的形式收受財物，更具隱蔽性、復雜性，且數額較多，危害大，影響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刑法現代化研究所所長田宏傑也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新形式，不少腐敗行為就利用這些新形式，披著合法的外衣行受賄之實，使得反腐敗的難度越來越大。《規定》的出臺，正是針對這一新形勢的有的放矢。 實際上，上述八種違法違紀行為，歷來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所嚴格禁止的。1997年頒布實施的《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幹準則》中就明確規定“黨員領導幹部要廉潔奉公，忠于職守。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黨員領導幹部要嚴防商品交換原則侵入黨的政治生活和國家機關的政務活動。禁止私自從事營利活動。”2004年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有類似禁止性規定。 但是，由于以前黨內法規相關條款還比較原則，沒有明確規定這些行為的定性處理依據，致使有些案件不能得到及時有效查處；有些違紀違法者沒有受到與其行為性質相適應的懲罰。 中央已經看到，這些問題如不盡快解決，將影響反腐敗工作的深入開展。何增科認為，《規定》之所以如此迅速的出臺，就是因為各級紀委近幾年來在查辦權錢交易案件中反映這八種權錢交易形式比較隱蔽、復雜，按照現有黨內法規難以定性量紀和有效處罰，強烈要求盡快出臺相關規定，提供查處的法規政策依據，最終促成了這一規定的出臺。 何增科說，從此前的一係列黨內法規到《規定》的出臺，反映出我們反腐敗的法律法規體係日益完備，日趨細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寬嚴相濟對症下藥 多位專家指出，此次出臺的規定，寬嚴相濟，對症下藥，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何增科分析，此次《規定》的一大特點，是政策界限清晰，明確了國家工作人員中的黨員經濟社會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 對于這一點，研讀《規定》就可以發現。為了便于辦案中具體運用，《規定》在前八條和後兩條中分別規定了如何認定“明顯低于或者高于市場的價格”；“股份未實際轉讓”時應當如何定性處理；“通過賭博方式收受財物”與參與賭博、娛樂活動的區分標準等十三個定性處理的政策界限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認定上，秉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的精神，側重于依據權錢交易事實存在與否來判斷，以便使《規定》在與國家法律保持一致的同時，又體現黨內法規的特色。 《規定》還體現出了中央在反腐倡廉中保障人權理念的落實。田宏傑分析說，一方面，《規定》中種種明確詳盡的規定，避免了辦案人員的辦案隨意性，有利于被查辦人的基本人權的保障。 另一方面，明確詳盡的規定也壓縮了辦案人員的主觀隨意性裁量空間，限制了個人手中的權力，這是對辦案人員的一種保護，可以有效防止辦案人員成為行賄者新的目標、滋生新的腐敗。 《規定》的出臺，也為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反腐倡廉方針作了一個很好的注腳，體現出了“嚴管甚于重罰，預防重于懲治”的理念。田宏傑說，在一段時間裏，我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強，但腐敗的形勢依然嚴峻。分析一些案件就可以發現，很多違法違紀的黨員領導幹部，並非置嚴懲于不顧，而是抱有僥幸心理、打擦邊球，認為自己可以逃過嚴懲。此次《規定》出臺，嚴密了法網，對違法違紀行為進行了明確的界定，不給心存僥幸者打擦邊球的機會。行為人對照《規定》，會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明確的預測，可以有效地打消僥幸心理，遏制腐敗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紀委在印發《規定》的《通知》中提出，“凡有本規定所列禁止行為的，應認真對照檢查，按幹部管理權限及時向黨組織報告情況並堅決立即糾正。本規定發布後三十日內主動說清問題的可考慮從寬處理”。 李一帆指出，這個寬限期具有很強的時效性。這一寬嚴相濟的政策，體現了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對廣大黨員幹部的關心愛護，是對犯有這些違紀行為的黨員幹部的教育幫助和挽救。 他分析說，這條政策，主要是考慮到此前的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沒有明文規定這些行為的定性處理依據，因此可以給存在一般違紀問題的同志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我們黨對待犯錯誤黨員的一貫政策，在以前頒布的黨內法規中都有體現，各級紀檢機關可以按照現有規定把握。總的原則是，在綜合考慮違紀性質、情節輕重、認錯態度等因素的基礎上，可以比平時的自首和主動交代更從寬一些，以達到懲處極少數、教育大多數的目的。 為此，按照中央紀委的要求，各級黨委、紀委必須而且只能抓緊工作，結合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關于堅決清理糾正領導幹部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通過各種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求，督促目前存在類似問題的黨員幹部珍惜和把握住黨組織給予的這次機會，放棄僥幸心理，主動在中央紀委規定的寬限期內向黨組織說清自己的問題，爭權從寬處理。 《規定》正在迅速落實 《規定》印發之後，從中央各部委機關到地方，已經積極開展了學習宣傳、對照檢查、大力整改等各項措施，貫徹落實《規定》精神。 各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都紛紛表態，強調要堅決貫徹實施《規定》。如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對上海各級黨委（黨組）和廣大黨員幹部學習貫徹《規定》迅速作出重要批示，強調指出，《規定》是中央針對新形勢下反腐敗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採取的重要舉措，對推進當前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他要求首先從市級領導做起，帶頭抓好《規定》的學習貫徹。並要求各級紀委深入研究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情況、新特點，不斷提高反腐倡廉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實加強對清理糾正工作的監督檢查，堅決把《規定》要求落到實處。 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明確指出，中央紀委頒布實施《規定》，非常及時，非常必要，為有效查處新形勢下錢權交易案件，提供了及時、有力的政策法規依據。各級黨委、紀委既要從教育和挽救幹部的願望出發，有針對性地動員和啟發有問題的同志在中央紀委規定的寬限期內主動向黨組織說清自己的問題，爭取從寬處理；又要從嚴治黨，從嚴執紀，對那些有問題而不主動向黨組織說清，甚至銷毀證據、轉移贓款贓物、訂立攻守同盟的行為，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他還強調，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幹部，要帶頭貫徹實施《規定》。要求全省各級各部門各單位高度重視，迅速行動起來，堅決貫徹落實《規定》。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中央國家機關及有關部委已經提出具體要求，重點抓好《規定》落實，其中部署重點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認真核查黨員在規定期限內主動向黨組織說清的問題，及時作出結論。既要核查已經交代的問題，又要核查實際糾正的情況，防止出現只說小問題、隱瞞大問題，以及少退甚至隱匿贓款贓物等現象。 二是認真排查目前掌握的信訪舉報和案件線索，集中懲治拒不糾正的違紀違法者。對已經掌握一定證據，而本人在規定期限內，拒不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向組織說清問題，特別是銷毀證據、轉移贓款贓物、訂立攻守同盟的，要及時採取措施，從嚴查處；對群眾有反映的，可以採取函詢等方式要求有關人員解釋說明，並根據情況恰當處置。 三是圍繞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提出的辦案工作重點，繼續加大並保持查辦案件的力度。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要求嚴肅查辦違規發放、核銷貸款，在政府投資項目中搞虛假招標投標，非法批地、低價出讓土地或擅自變更規劃獲取利益，違規審批探礦權和採礦權、參與礦產開發，在企業重組改制中隱匿、私分、轉移、賤賣國有資產等案件。這些案件，絕大多數背後都隱藏著權錢交易行為，在查處過程中，必須注意深挖細查這方面的問題。 四是及時發現並有效查處《規定》發布後違反本規定的行為，繼續加大並長期保持懲治權錢交易行為的工作力度。各單位要結合實際，明確貫徹實施《規定》的重點；要堅持原則，秉公執紀，對搞權錢交易的腐敗分子，必須一查到底，涉嫌犯罪的，要及時移送司法機關，絕不姑息。同時，對腐蝕賄賂黨員幹部以及夥同黨員幹部共同受賄的其他人員，也要加大工作力度，依法懲治。 針對這個工作部署，有專家指出，在各個時期，我們的隊伍中都有落伍者、沉淪者。這些人數量雖然極少，但教訓極為深刻。從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案件看，特別突出的有兩條：一是不能正確處理德與才的關係。幹部出問題大多不是出在學問、才幹上，而是出在道德、品質上，其中包括政治上失德、經濟上失德、工作上失德、生活上失德等幾種情況，所以，立德、修德、守德，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二是不能正確處理勤與廉的關係。犯錯誤的不少幹部，並不是不能幹，有的業績還很突出。有的在工作做出成績後，先是翹尾巴，進而由放松到放縱，不能正確對待組織、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奉獻，紀律觀念逐漸淡漠，思想防線逐漸解除，膽子越來越大，終而至于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跌進了犯錯誤的泥潭。這些深刻的教訓殷鑒不遠，一定要深刻記取。 李一帆認為，寬限期內全黨上下的自查自糾和清理糾正工作，必將使全黨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警示和教育，必將幫助和挽救一大批存在一般性違紀問題的黨員幹部。但長遠意義更加重大，《規定》提出的八項嚴格禁止性要求，細化了黨員幹部在經濟和社會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充實完善了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行為規范。既有利于黨員幹部統一認識，提高警惕性和防范意識，嚴格自律；又有利于拓展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的視野和領域，進一步推進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部署的清理糾正領導幹部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以有關方式為本人以及配偶、子女和其他親友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工作；還有利于增強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監督的針對性，提高巡視、專項檢查、考察考核、信訪舉報等監督方式的效果。這些工作與辦案工作結合起來，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對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深入開展反腐倡廉工作，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何增科說，《規定》的迅速出臺，展示了黨和政府領導層堅定不移反腐敗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承諾，表明反腐敗特別是腐敗案件查辦工作力度將進一步加大。今後，還將結合案件查辦工作，及時發現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上的漏洞和缺陷，有針對性地完善相關制度安排和政策規定，堵塞漏洞，提高腐敗行為被發現和受到查處的概率，更好地遏止腐敗。（記者 陳澤偉）
《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幹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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