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近日在中國政府網接受了一次在線訪談，有網友問：審計報告對準的是權威部門，得罪的是您的同僚，真是“幹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您不怕得罪人嗎？我知道，財政部金人慶和天津市市長戴相龍都是您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的同窗。李金華回答：審計確實是得罪人的，但這種得罪人非常必要，因為這是一種制度，國家的財政本來就應該有人去監督它。（新華社7月25日）

    相信李金華“不怕得罪人”的表白是真誠的，如果怕得罪人的話，就不會那麼一次次地掀起讓“公眾快、部委懼”的審計風暴了——不怕歸不怕，但可以看到，審計部門在審計時潛意識中還是帶著一種“得罪人”的精神負擔的。這從李金華一次次“確實得罪人”、“不怕得罪人”、“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誰也不得罪了”的表白中可以看出來，越是說不怕，越表明其內在有著一種巨大的精神負擔，一種作出某種巨大犧牲的悲壯。

    但事實上，國家公共部門之間的關係，不該是“誰得罪誰”、“哪個部門得罪哪個人”、“哪個部門整哪個部門”的人事鬥爭關係，不是陰暗權謀遊戲，而應是一種透明、正當、見得了陽光的制度關係。

    一方面，審計部門對其他部門的預算執行情況進行審計，這是公共財政和民主財政下的一種制度安排，納稅人有權知道自己供養的政府官員如何花著自己的錢，抽象的制度平等地指向每一個部門，沒有任何人事上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公共部門間並沒有人與人的關係，只有組織架構功能上的制度關係；公共部門不是哪個人的，而是一個承擔著某種公共職能的抽象存在，部門間的制衡、監督、合作等等都屬“對事不對人”的事務關係，與人沒多大關係。

    在一些發達國家，這些事務都是按部就班地在制度軌道中進行著，克林頓不是被斯塔爾整，而是司法分支對行政分支的監督；議員不是針對布萊爾，而是議院對內閣的制衡——雖然這些國家的政治整天是喋喋不休的抗辯與問責，再感覺委屈，也很少有人抱怨“誰得罪誰”、“誰報復誰”、“哪個部門整哪個人”，少有人做事時怕得罪人，而是有一種“事務關係”、“事對事”的集體自覺和制度默契。

    可在我們很多地方和部門中，這種正常的制度關係常常被理解為一種人事鬥爭關係，一個事件中，大家很容易對號入座地站到“得罪”與“被得罪”的位置上：你審計署審計並曝光我的問題，就是與本部門過不去，就是不給我這個部門領導的面子；你國家環保局對本地的污染企業進行曝光，就是你潘岳整我們這個地方，就是針對我這個地方大員——這是一種非制度化的政治生態。大家缺乏對制度關係的認知和尊重，不是以制度的眼光看待政治，而是以人事關係。

    其實在這種非制度化的生態中，不僅政治場上，民間社會看問題時也鮮明地帶著這種痕跡，總喜歡從一種人事鬥爭的角度解讀、旁觀、評論一些東西，大家眼中都沒有制度。

    顯然，這是缺乏法治尊重的表現，而是人治觀在起作用。正是在人治觀下，一個個公共部門不是承擔某種公共職能的實體，而成了某些領導的地盤：用權力劃出一個勢力范圍，這是我的地盤，其他人不得涉足和幹預，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因為在人治下領導就是整個部門，誰批哪個部門自然也就讓某個領導過不去，也就會有人產生強烈的“被得罪”心態。這種人治下，制度只是表層的東西，實質中是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祛除“誰得罪誰”的人事糾纏，必須首先在制度上以“民主政治”祛除這種帶封建割據色彩和狹隘部落意識的“地盤政治”。

    從另外的角度說，審計署“得罪人”，其實是滿足公眾對財政使用的知情權。如果納稅人手中有足夠的權利，如果納稅人能決定官員烏紗帽、能讓失職的官員回家抱孩子，那麼，納稅人是最不能得罪的。一旦有了納稅人的權利支持，審計署才真正不會害怕得罪人，甚至根本沒有“得罪人”的精神負擔。(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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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華]非常感謝這位網友對我的關心和關注，審計確實是得罪人的，因為我從事審計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了。但是我覺得這種得罪人非常必要，因為我說了這是一種制度，國家的財政本來就應該有人去監督它。而且我剛才說了，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的預算執行主要是通過中央部門來執行的。所以一旦發現中央預算執行當中有什麼大的問題，肯定是在各部門出現的。因此他最終得罪的首先是各個部門的相關領導。因為這是一種制度，是一種監督，監督的同時又要對外公開，這樣就更容易得罪人。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有很大壓力，不過現在看，當這種制度已為大家所接受的時候，情況已有很大的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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