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財政廳日前印發的《浙江省省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差旅費開支規定》明確，出差人員乘坐飛機要從嚴控制，出差路途較遠或任務緊急的，經單位有關領導批準方可乘坐飛機，憑據報銷。（《新華網》8月1日）
我國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職務消費快速膨脹，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這種背景下，從“開支標準”著手，嚴控包括出差在內的職務消費，無疑應該說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但同時不得不指出的是，這種積極意義委實又是相當有限和表面化的，並不足以從根本上讓公務消費真正降下來。個中道理當然不難辨析：出差之類的職務消費所以那麼容易膨脹、失控，根源在于支配著公務消費的公共權力本身太過奢侈、自由。具體來看，這種奢侈化的權力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權力的數量和規模太多太大。關于這一點，看看近年來各地公布的權力清單，便不難得出一個直觀而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河北邯鄲，“權力清單”顯示，該市政府部門擁有的行政權力共計2515項；再如四川成都，“清單”揭示的權力數量高達5602項，而在北京，65個市屬行政機關共有行政執法職權8735項。一個城市，公共權力動輒成千上萬，那麼多的事情都必須仰仗著政府來管理、裁度、審批、處罰，即使不考慮其中的腐敗因素，如果把這些權力都“用足”，其對應所需的權力運行成本，顯然不會多麼低廉節儉，也實在節儉不了。
以作為權力運行成本組成部分的“公務出差”為例，既然政府權力如此之多、涉及的范圍又是如此之廣，需要公務員出席的活動如各種會議、檢查評比、慶典等等，自然是少不了。而這樣一來，即使出差開支標準控制得再嚴格，總體上的差旅成本，又如何節儉得了？
其二，權力在行使上的粗放、軟約束。權大責小乃至有權無責，權力缺乏監督衍生的權力奢侈化、驕橫化現象，仍然相當普遍。具體到行政成本職務消費控制上，這種奢侈化的表現為：一方面，公務和行政性支出成為最容易膨脹的財政開支項目，公務人員侵奪公共資金為自身牟利享受的衝動難以遏止，另一方面，除了正規的財稅收入，各種行政性的政府收費居高不下。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曾指出，“幾乎沒有一個政府部門不收費”，“一些行政執法機構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罰款”。
既然政府財權在收支兩個方面都如此方便、好用，約束闕如，再多政府自定的差旅開支規定，又于事何補？（張貴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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