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彭德懷幾十年戎馬倥傯，在戰場上叱吒風雲，指揮千軍萬馬，使敵人聞風喪膽。然而，令許多人想不到的是，這位性情耿直的彭大將軍在文字上頗有功夫，特別是在公務文書上總是精雕細刻、字斟句酌。
軍令如山“不得違誤”
1947年，彭德懷出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所轄部隊有2個縱隊，6個旅，16個團，共2.6萬人。對下屬的16位團長，彭德懷都很陌生。而6個旅長中，也只有教導旅長羅元發曾于1934年長徵時，在彭德懷的紅三軍團任過團政委、軍團保衛部科長。縱隊司令員中也只有張宗遜在長徵途中被派到紅三軍團任過師長和縮編後的團長，但這也是13年前的事了。第一、第二縱隊都是新編成後不久分別于1946年11月、1947年3月由晉西北調到陜甘寧邊區的。教導旅、新四旅是1943年7月從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調赴邊區保衛延安的。這6個旅還未在一起協同進行過大兵團作戰。當時彈藥奇缺，3月間，西華池戰鬥抗擊敵軍進攻延安後的消耗仍未得到補充。
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打仗？彭德懷夜不成寐，反復思考用兵良策。他深知自己統率的部隊是剛合攏起來的野戰集團，思想意志的集中統一體現在統帥的決心命令中，必須不折不扣地在全軍貫徹指令，令必行，禁必止。為此，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首戰青化砭，又戰大、小寨，再戰羊馬河。在三次均投入全部6個旅的戰鬥中，所有下達給各縱隊各旅的戰鬥命令均在末尾寫有：“務于X日X時到達地，不得有誤”、“X日X時發起攻擊，不得延誤”、“堅決阻擊敵軍前進，保障主力殲敵，不得違誤”等字樣。
1946年3月25日，即西北野戰軍主動放棄延安的第6天，我軍在青化砭隱蔽待擊，經1小時47分鐘的激烈戰鬥，全殲敵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俘敵旅長李紀雲、副旅長周貴昌、團長謝養民等。4月6日，彭德懷擬在永坪西北的大寨、小寨殲敵第十二旅及第二十九軍軍部。但我軍部署尚未完畢，有的部隊在運動中已與敵軍接火，敵3個旅迅速靠攏就地構築工事據守。經數小時戰鬥，我軍僅斃傷敵600余人。鑒于戰機已失，彭德懷斷然下令撤出戰鬥。4月14日，我軍集中4個旅鏖戰4小時，在羊馬河殲敵第一三五旅，活捉敵旅長麥宗禹。青化砭、羊馬河兩次勝仗，令全軍歡騰鼓舞。
彭德懷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說：“我軍開始和胡軍作戰時，因我軍係由各單位新組成，思想不一致，我在每個命令上都附署一句‘不得違誤’。但在羊馬河作戰後，部隊的信心建立起來了，所以就不要這一句話了。如再用這一句話，就會妨礙大家的機動性和積極性。這些問題，領導人在時間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
彭德懷認為，“對指揮員的信仰是戰鬥力的因素之一”。由于羊馬河之戰後彭德懷在西北野戰軍官兵中樹立起了很高的威信，因而嚴詞督責的“不得違誤”在命令中已不再需要。從時間上看，這距他出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還不到1個月。
謹慎推敲慎用“經驗”
1948年1月11日，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彭德懷主持召開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做《關于陜北九個月作戰的基本總結》報告，就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以來西北野戰軍進行的12次大規模戰鬥，檢討成敗得失，綜合歸納了4點“認識”，卻不用“經驗”二字。
何以如此？彭德懷說：“什麼是經驗？它必須是千百件事反復證明準確之後的真理，不然就是狹隘的經驗主義。”在他的心目中，“經驗”的涵義是看作與“知識”、“理論”同等水平高度的。
因此，彭德懷在看到西北野戰軍各級司令部每次戰鬥後的總結報告文稿中有“幾點經驗1、2、3……”時，總是嚴肅地批評：“什麼經驗！僅僅是一次自己一點不成熟的初步感覺，就說成是經驗，這不但誤了自己，也可能誤別人。你不用‘經驗’二字，那可使別人有思考余地。只供人家參考，誤不了大事。”
彭德懷在使用“經驗”二字時的謹慎推敲，一直貫穿在他多年的文稿中。
不宜輕易發“動員令”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彭德懷審定的社論《一定要解放臺灣》。在審閱和修改這篇社論時，充分體現了彭德懷的嚴謹。
社論發表之前，7月22日下午，《人民日報》軍事記者連雲山先用電話聯係後，帶著鉛印的社論清樣稿來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懷的住處，說：“明天見報，要連夜排版。新華社還要譯出外文播出。首長審閱修改後要趕快拿回去急辦！”
按工作程序，軍事秘書應先看一遍稿件，盡可能提點供參考的意見以備咨詢。但在連雲山催促下，軍事秘書來不及細看，就送彭德懷閱審。半個多小時後，彭德懷召軍事秘書去取稿：“可拿回去發表。”樣稿上有幾處已用鉛筆修改過。軍事秘書還沒有逐一細看，連雲山就催促說：“首長審完了，要趕快回去辦理，交給我吧！”說著，接過文稿匆忙騎自行車返回王府井報社。
隨後，軍事秘書又給彭德懷送上一批文電，彭德懷問道：“社論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沒有？有什麼意見？”軍事秘書如實說：“報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連夜排版，我未細看。”彭德懷說：“我改了幾處，其中末尾處原稿寫著‘全國人民要動員起來，為解放臺灣而努力奮鬥！’我把‘動員起來’劃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劃掉後面‘努力’兩字。這樣改一下，是因為按世界各國慣例，只有在國會通過對外宣戰議案後，才可在全國下達動員令，或者國家遭受重大災禍進入緊急狀態時下令局部動員。一般情況下，和平時期不能輕易號召動員起來。當前中國的中心工作是進行五年經濟建設，至于解放臺灣，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廣造輿論，使全國人民在和平環境下不可懈怠。從軍事工作上看，臺灣海峽的鬥爭是長期的，只是軍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軍的中心工作是訓練。”
堅決劃掉“無私”兩字
彭德懷于1952年7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在審閱軍隊內部文稿文件時，每逢看到對蘇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友誼的無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謝”這樣的文字時，總是把“無私”二字劃掉，但也不作任何解釋。直到50年代後期，劃掉“無私”二字的緣由，才逐漸被軍內外中層以上幹部理解。
原來，新中國建立後，在新聞報道和書刊等輿論宣傳上，都一致讚頌蘇聯對中國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友誼援助。絕大多數文章中都有“無私”二字。而注意到有“無私”兩個字的人並不多，更少有人去思考和議論兩個字的內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中，中國“一邊倒”地同蘇聯訂立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中國抗美援朝、恢復經濟、開始5年經濟建設進程中，蘇聯提供了武器、貸款、工廠設備，派遣顧問專家，轉讓技術資料，對中國縮短同先進國家差距的積極作用垂諸史冊。然而，蘇聯提供的物資和技術資料，都不是無償的。或用外貿現匯付款，或付貸款利息，而且按國際慣例並不怎麼“優惠”，甚至有苛刻之處。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蘇聯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國際先進水平的，如米格-15殲擊機，伊爾-28輕型轟炸機。但如米格-9殲擊機、圖-4活塞式重型轟炸機和大部分陸、海軍武器，則是蘇聯軍隊換裝下來的淘汰品，具有推銷舊軍火的成份。
彭德懷對蘇聯武器曾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他說：“朝鮮戰線穩定有幾個因素，一是志願軍的作戰經驗日益豐富，二是有了坑道工事，三是裝備改善，有了蘇聯的各種火炮。”但使彭德懷深有感觸的是，蘇聯出于利己主義考慮，在志願軍出國時，雖答應先提供36個步兵師的輕武器，但卻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時，反坦克武器奇缺，當時全國全軍只有繳獲的美式60及88.9毫米火箭筒642具，57毫米無後坐力炮29門，但火箭彈、炮彈有限，入朝部隊每個營只有火箭筒3具。而美軍每師有坦克140輛，88.9毫米火箭筒543具。
志願軍由于缺乏反坦克火器，只能靠戰士機智勇敢地使用集束手榴彈、集束爆破筒和炸藥包來進行反坦克作戰，受地形限制很大。如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眼看著西線龍源裏美軍200多輛坦克和汽車突圍逃走、東線下碣隅裏美軍坦克引導步兵逃走。第四次戰役未能殲滅砥平裏的美軍，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阻擋住解圍之敵軍坦克衝入砥平裏，與守軍會合。在中國兵工技術專家和工人努力下，終于在1951年自制成功了90毫米火箭筒以及57、75毫米無後坐力炮和彈藥，下半年源源送到朝鮮前線，為志願軍的反坦克作戰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在時間上晚了一年。
彭德懷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知曉那些不見于國內報刊的國際信息。美軍在仁川登陸後，朝鮮戰局逆轉。但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和國內輿論上都反應謹慎低調。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次戰役後，美軍敗退到“三八線”上。美國黷武好戰分子狂妄叫囂，要轟炸中國東北，封鎖中國沿海，美國總統杜魯門揚言要在朝鮮使用原子武器。在國際局勢日趨緊張的氣氛之下，蘇聯于1951年1月2日通過駐日本東京軍事代表團向美國表示：蘇聯沒有軍事人員在朝鮮作戰，今後也不會有。但如美軍越過蘇聯邊界，蘇軍將全力投入戰鬥。美國官員把這一信息報告華盛頓，並心領神會。蘇聯有意回避了中蘇同盟條約，即對美國可能向中國領土的軍事行動不表態。
實際上，就連蘇共書記赫魯曉夫也坦率地談過，蘇聯援助不是“無私”的。因此，彭德懷劃掉“無私”二字，體現了他遣詞用句的一貫嚴謹作風。
改“大躍進”為“大發展”
1958年2月18日，《解放軍報》刊載了由彭德懷審定的《元帥與士兵的願望》一文。內容要點是在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輝煌勝利的基礎上，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處提到各條戰線上已興起的“大躍進”，和展望未來、繼續“大躍進”的前景。彭德懷在審閱時，把“大躍進”均改為“大發展”。
彭德懷之所以這樣改，是因為他對“躍進”一詞有他的見解。他認為反映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對立統一、量變與質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規律中，量與質互變的體現，是量的積累、漸進過程的中斷而產生質變的飛躍。因此，“躍進”與“飛躍”涵義相近似。在彭德懷看來，中國工農業建設和生產力的提高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積累發展過程，還遠未達到質的飛躍。
但就在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思想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其中有：“經過前兩個階段的大爭大辯，群眾的覺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趕上英國和苦戰三年、改變面貌的偉大號召的鼓舞下，群眾不能不要求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不能不反浪費反保守。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發展。”
1958年春節過後，中共中央又于3月3日向全黨發出《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再次強調“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是全民整風運動中改進整個工作和促進全民大鼓幹勁的一個帶有決定性的運動”。
中央指示的權威性自然高于《人民日報》社論。按黨章，彭德懷可以在思想上保留意見，但在行動上必須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不準在行動上有任何微小的反對表示。《解放軍報》自然也要投入宣傳“大躍進”的行列裏。
毛澤東于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除繼續批判“反冒進”外，中心議題是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後來其與“大躍進”、“人民公社”並稱為“三面紅旗”。
彭德懷在會上就自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在國內一係列事件和形勢發展上，思想落後跟不上形勢作了自我批評和檢討。他在小范圍交心會上的發言提綱手稿上寫道：“回想10余年前，有慚愧感，對毛澤東同志的認識，不是同床異夢，也不是一見如故，而是在兩者之間。”從這次會後，他的思想“跟”上來了，在八大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8月北戴河擴大會議上，他為全國經濟發展的“大躍進”形勢歡欣鼓舞，9月、10月到東北視察時，對東北“大躍進”形勢深信不疑。但11月到西北甘肅視察後他開始產生疑慮，12月到湖南農村了解後，現實情況更促使他思想上苦悶不安，導致他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上萬言書。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復雜的，必須反復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裏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中共中央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也強調：“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彭德懷在公務文書運用名詞概念和遣詞造句等方面咬文嚼字煞費苦心，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遺產。（來源：《黨史縱覽》 作者：張治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