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堅是我國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的優秀黨員、共產主義堅強戰士，他作為我黨我軍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卓著貢獻。他于1920年赴比利時、法國勤工儉學，參與發起和組織旅歐少年共產黨，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後赴蘇聯學習。1926年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委派，回國任
西北軍總政治部副部長、部長，培訓幹部，致力于北伐。大革命失敗以後，赴滬做黨的地下工作。1928年春再次赴蘇聯學習軍事。1930年回國後，受黨中央指派，進入中央蘇區工作。紅軍長徵時留守贛南，不幸于1935年3月在江西信豐率部突圍時受傷被俘。被俘後堅貞不屈，凜然就義于江西大余。劉伯堅于1930年秋與妻子王叔振進入中央蘇區到1935年3月光榮就義于大余，前後長達5年，與贛南這塊紅土地結下了不解的情緣。
進入中央蘇區 策劃寧都起義
1930年夏，劉伯堅結束了在蘇聯的軍事學習生涯回到上海。不久，他接受黨中央的指派與妻子王叔振一起赴中央蘇區。到達中央蘇區後，劉伯堅先是被分配到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要做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劉伯堅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後改稱中華蘇維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蘇區的戰鬥歲月裏，劉伯堅最為輝煌的業績就是組織、策劃和推動了震驚中外、影響深遠的寧都起義。
1931年夏，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反革命“圍剿”，命令第26路軍到江西，進駐寧都。國民黨第26路軍的前身是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聯軍，曾參加過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曾輸送劉伯堅、陳延年、宣俠父、劉景桂（劉志丹）、魏野疇、鄧希賢（鄧小平）等許多黨員在裏面工作。其中，劉伯堅任該軍總政治部副部長。1930年10月，馮玉祥在中原與蔣介石混戰失敗，殘部被蔣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轄第25、27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第4師。蔣介石于1931年2月將該軍兩個步兵師及騎兵師的一部分共2萬余人，從山東調入江西，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3月，第26路軍到達中央蘇區的前沿宜黃、樂安一線“駐剿”。5月22日，第27師進到永豐縣的中村，被紅軍殲滅了師部大部及79旅全部，損失機步搶3千多支和無線電臺1架，余部退縮宜黃。7月，蔣介石把26路軍調入寧都，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並在寧都以北的廣昌一帶，擺上嫡係朱紹良部，堵住其退路。9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又遭慘敗，第26路軍雖未受紅軍重創，卻被困于四面都是蘇維埃區域的寧都縣城，陷入了後退蔣之軍令不許、前進則會被紅軍消滅的境地。
第26路軍是國民黨的雜牌軍，倍受蔣介石的歧視，部隊不僅戰鬥力減員和武器彈藥的損失得不到應有的補充，而且經常一連兩三個月沒有餉發。這就造成該部生活條件十分困難，加上不服南方水土，士兵病死的很多。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在這種形勢的鼓舞和推動下，第26路軍官兵紛紛要求回北方抗擊日寇。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為了擺脫困難，即發電蔣介石，且不等復電，便下令全體官兵向北開拔，但蔣介石不允許，部隊剛走到離寧都城五六十裏的湖嶺咀，便被擋住。蔣介石電令孫連仲“立即返回原防，死也要死在寧都”。孫連仲不敢留在江西，就把軍務交給參謀長趙博生主持，提升75旅旅長李松昆為25師師長，接替其兼任的25師師長一職，調總指揮部參議張芳昭任75旅旅長，自己則托病離開江西。接著，第27師師長高樹勳也稱病到南昌去了，有的旅長則借口招兵離開了寧都。這樣，廣大官兵陷入了更加消極、彷徨和絕望之中，與蔣介石、孫連仲的矛盾日益激化。
趙博生和73旅旅長董振堂早有為部隊另謀出路的意向。為此，他們曾派人到上海尋找原總政治部副部長劉伯堅。如前所述，劉伯堅于1926年夏至1927年6月曾在西北軍中從事政治工作，在該軍中享有崇高的政治聲譽與威望。據後來蕭勁光回憶，寧都起義後不久，季振同曾對他說過：“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西北軍中老一點的官兵，很多人都認識劉伯堅。
黨中央對第26路軍也作過認真分析，認為這支部隊有起義爭取過來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可能。于是，派王超為特派員，另調剛從中央軍委兵運訓練班結業的袁漢澄（血卒）、李肅到江西，打進第26路軍，與73旅上尉劉振亞（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組成特別支部，由劉振亞任書記，袁漢澄任組織委員。第26路軍中共特支成立後迅速開展工作，秘密發展黨員，自5月到11月，先後發展了趙博生、李青雲、羅亞平等20余名官長士兵入黨，並建立了幹部支部和士兵支部。
同年11月底，王超奉命回上海黨中央匯報工作，途經南昌時因聯絡機關遭敵人破壞，被敵人逮捕，兩份決議落入敵人手裏，暴露了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三人的共產黨員身份。蔣介石南昌行營命令第26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晝夜送南昌蔣介石行營懲處。接著，趙博生又收到南昌行營派飛機送來查拿“共犯”的手令及第26路軍地下黨組織的兩份決議案，情況十分危急。趙博生、董振堂及特支成員召開會議，決定做好74旅旅長季振同等人的工作後提前起義。為取得黨和紅軍的領導，特支代表袁漢澄和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委派的代表盧壽春等分別到瑞金與劉伯堅聯係，請示組織起義的事宜。盧壽春向劉伯堅轉交了季振同等準備起義的信件，劉伯堅當即向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作了匯報。12月7日，劉伯堅代表中革軍委給季振同、趙博生、董振堂寫復信，熱烈讚揚他們的革命行動，歡迎他們起義加入紅軍。
12月8日，根據中革軍委的安排，劉伯堅等攜帶電臺來到離寧都縣城近百裏的澎湃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固村，繼續和第26路軍代表共同商量有關起義事項。期間，劉伯堅代表中革軍委就起義時間、辦法、起義後部隊的番號以及幹部任命等問題給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等寫了第二封信。按照原來的設想，中央軍委決定將起義後的部隊改編為紅軍第十六軍，但季振同嫌這一番號名義太小，想親自和劉伯堅直接商議。趙博生提出再次聯名寫信給劉伯堅，看看他的意見。季、董均表同意。收信後，劉伯堅立即給季振同、趙博生復信。
此信是劉柏堅經過精心策劃寫成的，實際上是為奪取寧都起義完全勝利的一個具體方案。這個方案的要點就在于對季振同、黃中岳兩人做足了文章，即準備給予起義部隊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名義，委任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考慮到季、黃領導的74旅是26路軍的6個旅中實力最強的旅，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黃中岳是該旅主力第一團團長，74旅的兵權就操縱在季、黃兩人的手中，這兩人對寧都起義的成敗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劉伯堅在認真分析了趙博生、季振同、黃中岳等人在發動寧都起義的作用後，認為關鍵的問題是要進一步堅定季振同、黃中岳兩人率部起義的決心。這就要消除他對起義後軍隊的編制、番號、前途和職務的顧慮。因此，劉伯堅在第二封信中就明確承諾由他轉請中革軍委委任季振同為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工農紅軍第13軍軍長，趙博生為工農紅軍第14軍軍長，黃中岳為工農紅軍第15軍軍長。此信堅定了季振同、黃中岳率部起義投奔紅軍的決心。
起義的準備工作進展順利。1931年12月14日晚，趙博生以參謀長的名義在第26路軍指揮部宴請團以上主官，講明形勢和出路，當眾宣布起義。第二天清晨，第26路軍一萬七千余人集結在梅江沙灘，撕毀了國民黨的帽徽，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岳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向蘇區進發。劉伯堅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到固厚迎接這支隊伍，並在當地召開了歡迎大會。劉伯堅代表中革軍委在會上宣布起義部隊番號並宣讀了任命書，任命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趙博生為參謀長兼14軍軍長，黃中岳為15軍軍長。當晚，在固厚通過電臺向全國發布了由劉伯堅起草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
寧都起義後，劉伯堅擔任了紅五軍軍團政治部主任，為整頓、改造這支部隊嘔心瀝血。他在軍團內以政治部的名義創辦了《猛進》報、猛進劇團，舉辦文化娛樂訓練班，並在連隊建立軍人俱樂部、列寧室等，宣傳革命理論，傳播馬列主義。紅五軍團經過短期的整訓、改造，以高昂的鬥志投入到反“圍剿”鬥爭之中，為保衛中央蘇區做出了重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