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15時30分，宣講十七大精神網絡講壇首場開講，中央黨校哲學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韓慶祥做客新華網解讀十七大精神，談“全面理解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主持人]在十七大報告當中，創新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那
麼高，這麼高頻率的出現，顯示出一種什麼樣的編排呢？
[韓慶祥]十七大報告我在讀的過程當中，和你感受是一樣的，一個是創新，一個是活力。我想從歷史來談談這個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多年，應該說封建社會，我們的歷史也在發展、也在進步。如何來分析呢？我從兩方面來分析。一個是權利結構。一個是權利方式。
在封建社會，權利結構我概括為政治權利過大，而社會力量、經濟力量微弱。按道理，一個社會結構裏三大力量是相互支撐、相輔相成的。但是在封建傳統社會，包括計劃經濟年代，政治權利是至高無上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比較微弱。
比如計劃經濟年代，大政府、小社會，每個人都是單位的人，都是組織的人，都是社會的人，從搖籃到墳墓這一生，基本上我們的組織和單位給我們安排好了，上什麼學，到哪裏工作，拿多少工資，住什麼房子，都是組織和單位安排好，從這裏可以看出大政府、小社會。經濟是大政治、小經濟。過去我們的經濟是命令經濟、審批經濟、權利經濟、行政經濟，不管怎麼來概括，一句話，權利在經濟領域當中是幹預產供銷的，影響經濟很多環節。從這裏可以看出，也是政治權利過大。
第二，我用權利方式來分析封建社會。有什麼樣的權利機構，必然會有什麼樣的權利方式。那樣的權利結構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權利方式。我概括為四句話：權利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缺乏制衡。正因為權利至上、自上而下，所以運作當中，主要功能就是管制、控制、約束。正因為權利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對那種權利往往缺乏有效的制衡。
我講這個是幹什麼呢？這種權利結構和權利方式的社會功能出來了，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有序，但是不利于社會的創新和發展。在這個社會裏，對每個人的基本要求是聽話服從、克己復禮，而排除你的獨立人格、獨立個性、自主創新。魯迅先生《狂人日記》裏講到一個觀點，他睜大眼睛，把封建這本書讀來讀去，最後讀出兩個字：吃人。盡管我們不是完全同意魯迅先生的這種觀點，但某種意義上，他的這種概括評價有一定的合理性。
1919年“五四”運動幹什麼？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五四”運動高舉的旗幟就是立國先立人。國家強大、民族振興，要先把人立起來。我要遺憾的告訴網友，這個任務沒有最終完成。但是“五四”運動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值得借鑒，立國先立人、立企先立人、立市先立人、立校先立人。在今天這個社會裏，企業無人才則止。一個城市好不好，除了高樓大廈，大廣場、大馬路、大賓館以外，還有走在大街上的人是不是感到精神煥發、心情舒暢，感到很快樂、很溫馨。所以城市的本質也在人。
1978年，鄧小平同志為什麼在實事求是前面加四個字呢？解放思想是在總結中國歷史，尤其是那個時期中國的歷史教訓而加上去的。加上這四個字，分量相當重。解放思想就是解放人，就是開發人。為什麼把解放思想放在前面呢？因為在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尤其是“文革”十年，我們不但經濟發展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同時思想非常僵化。
“兩個凡是”就是思想僵化的表現。所以小平同志在這種情況下重重的加了四個字：解放思想。1978年鄧小平加解放思想，那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最大的特徵是動員參與。當時我們樹立三大動員：政策動員、思想動員、機制動員。鄧小平理論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這個時期改革開放最大的特徵。中國的社會一開始就是解決活力問題、創新問題，包括在今天，這個問題我們依然存在。不過在活力的基礎之上加了和諧，把活力和和諧統一結合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