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社會閒散人員”的利益，實質上是維護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利益。給所謂“社會閒散人員”以平等待遇，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不是無奈之下的讓步，而是他們本應獲得的基本權利。社會人員越多，越證實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
自上周起，來北大旁聽課程的學生將被要求辦理旁聽證，但只有每學期第一周才能辦理。辦理者需出具學校或者所在單位證明，社會閒散人員沒有資格辦理。其理由，據稱是為了防止“社會閒散人員”破壞課堂秩序，以及減少校園盜竊等犯罪率等。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誰是“社會閒散人員”？
應該說，絕大多數所謂的“社會閒散人員”之所以千方百計進入課堂“蹭課”，正在于不想“閒散”下去，想用知識改變命運。大學如果對此嚴防死守，結果都會有利于他們繼續“閒散”下去。這不僅僅是北大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旁聽證的問題，個中折射出一個普遍性話題，即應如何對待所謂“社會閒散人員”？
用籍貫、身份、地位等把人分等並人為隔離的做法，人們不會陌生。歷史上，就曾把北京內城劃給八旗，不許漢人入內居住；後來，也曾實施過以糧票、戶口、編制等限制人口流動，減少“社會閒散人員”的辦法；進城經商務工的農民曾被當“投機倒把”抓過，當“盲流”驅逐過。
這種僵化的做法，實質上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對社會公平的違背。今天的北京，已沒了內外城的界限，外地務工經商人員的貢獻也逐步被廣泛尊重，但必須看到，在一些地方，仍存在著把人分等、不尊重所謂“社會閒散人員”利益的觀念。在一些地方，甚至在城市街頭公開打出“嚴厲打擊社會閒散人員違法犯罪”的宣傳標語。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就會發現，“社會閒散人員”儼然成了“潛在犯罪者”、“潛在危險者”、“潛在破壞者”的代名詞。
即以此次北大為例，“社會閒散人員”即便想辦證也“沒資格”，而要出具學校或者所在單位證明，這種做法與思路也是落後的，難道在工作或者學習之余到北大聽聽課，也必須得到單位的授權？公民自己的生活權利，單位又憑什麼來授予？即便授權了，又怎麼能夠監督？在早就不用靠單位來證明身份的今天，公民用身份證就足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身份。過去結婚要單位開證明，現在已經廢止，就是很好的例子。
一些人常常愛把保證秩序、降低犯罪和減少“異類”畫等號，可事實上，“社會閒散人員”和“破壞者”之間並無必然聯係。類似行為和政策多是地方性或行政性行為，北大是國立學府，其教育資源屬于全民和全社會，全體民眾包括“社會閒散人員”。盡管，首先保證在校生享用教育資源是應該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資源有余的情況下，沒有理由如此嚴格地約束旁聽者，更不用說嚴格禁止所謂“社會閒散人員”。
北大旁聽證問題所折射出的，是如何看待所謂“社會閒散人員”、如何確保他們的法定權益不受侵犯的問題。這絕非小事，因為北大圍墻之外，都是某些管理者心目中的“社會閒散人員”；某些地區一畝三分地之外，也都是管理者心目中的“社會閒散人員”，而維護“社會閒散人員”的利益，實質上是維護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利益。
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社會化建設，因為社會化正是中國發展的方向之一。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每一個人都必須端正一個心態：給所謂“社會閒散人員”以平等待遇，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不是無奈之下的讓步，而是他們本應獲得的基本權利。事實上，社會人員越多，越證實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
北大禁止社會閒散人員旁聽禁住了什麼
北大不僅是一所高校，還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輿論中心。無論是“改南樓”還是“拆三角”，一舉一動，都會成為社會話題的焦點。近日，北大似又有“驚人之舉”：來北大旁聽課程的學生將被要求辦理旁聽證，辦理者需出具學校或者所在單位證明，社會閒散人員沒有資格辦理。此規定一出，四座皆驚：北大“兼容並包”的精神還在
嗎？大學的“開放性”哪裏去了？
對北大清理"社會閒散人員"說兩句
從下周開始，北大將對進入教學樓的人員抽查學生證件。11月2日，北大有關負責人表示，此舉與即將開始的本科評估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維持正常教學秩序，堵住擠佔學校教學資源的個別社會閒散人員。
北大蹭課將被要求辦旁聽證 硬規定拒絕無業人員
本周起，北大將在教學樓抽查進入者的學生證件，無證者會被勸離。同時來北大旁聽課程的學生將被要求辦理旁聽證。北京大學教務處負責人昨天告訴記者，聽課證根據學生所聽課程學分進行收費，每學分200元，不過每個學生只能選擇兩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