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對毛澤東和王稼祥之間關係的猜疑。實際上，毛澤東在七大上做的《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講話中，對這個問題有過解釋。只要對這段講話略作解讀，就不難找出其中原因。

　　王稼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王稼祥對此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遵義會議後，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正式委員，並被確定為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他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這個三人小組負責指揮紅軍進行長徵，被認為是當時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對維護和鞏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延安，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周恩來常駐重慶南方局，朱德經常來往于八路軍前方指揮作戰和延安軍委總部，王稼祥常駐延安，協助毛澤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同時又擔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在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除每周一次政治局會議外，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陳紹禹、陳雲、何凱豐7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周開會兩次。”一年半後，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這樣，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也就不存在了。不過，王稼祥仍然擔負了重要職位。根據這次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王稼祥同時還是由劉少奇任書記的組織委員會成員。實際上，這時王稼祥傷病復發，已到了不能再“帶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據中央決定因病休息3個月。

    一貫謙虛謹慎，不講自己功勞、只講自己過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寫的《我的履歷》中說：“從1938年我回延安擔任軍委和總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脫離工作這一段時間，是我一生中犯錯誤比較少的一段時間。”事實上，正是在這段時間，王稼祥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對黨的事業、對中國革命事業、對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諸多重要貢獻，他本人也鍛煉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王稼祥落選七大中央委員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寫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周年與抗戰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這是一篇已被歷史公認為全黨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獻。

    王稼祥的住處也由楊家嶺遷到棗園，又由棗園遷到王家坪。有時在中央醫院、和平醫院檢查治療，有時在住處療養。1944年5月21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舉行。會議的任務有兩項，即準備七大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次全會持續時間很長，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王稼祥因病未能參加這次全會。在六屆七中全會的最後階段，1945年3月29日，毛澤東批示李富春（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說：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給參加七中全會的每人一本，叫他們收到即看，還要寫出意見；並給王稼祥也發了一本。關于若幹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經毛澤東多次親筆修改或主持修改，為了提交4月20日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擴大的全體會議討論，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即草案第三次稿，這個稿本也發給王稼祥一本，徵求意見。病中的王稼祥，深知這是黨的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極為認真負責地進行審閱並提出意見，表明自己的態度。他除了對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寫了意見給毛澤東，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日，兩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對若幹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第三稿的意見。這兩封信，已編入《王稼祥選集》，篇名為《給毛澤東的兩封信》。王稼祥在信中說：“七大政治報告是救國建國的綱領，七中全會關于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大綱。這兩個文件，我都完全同意的。”信中說：一切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當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的錯誤與黨的批評，並著重談了檢討自己錯誤的一點經驗。“嚴肅的態度就是先拋開一切榮譽、責任與輿論，拋開自己的主觀，來看問題的本質，來看客觀。即：自己在一定時期一定地點所主張所實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他認為，對自己檢討之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過程，是他在病中長期回憶的一點經驗，這對犯原則錯誤的同志去想問題，或者會有一點幫助。這對黨檢閱任何一個政策的過程，或者會有一點參考價值。在這兩封信中，他誠懇地申明：“我因連年犯病，不能參加過去與現在的討論，不能很好地檢討過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補償過去的錯誤，這對于我是一件遺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將來身體能夠恢復康健時，再去補做這個工作吧。”“病中腦力不濟，思路前後不連貫，故寫得零亂。是否妥當，尚乞指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毛澤東于1945年5月2日對王稼祥的這兩封信做了批示：“此兩件請富春同志印發到會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無表決權）。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編在晉冀魯豫代表團，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關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七大主席團在各代表團充分醞釀討論的基礎上，提出94人的預選名單，並決定中央委員會由中央委員45名和候補中央委員25名組成。毛澤東在關于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的報告中強調指出：遵義會議以後的這十年，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會有這樣大。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確：有的人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表示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鑒于歷史，為著將來，為著全黨，我們要採取這樣的方針——現實主義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