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確的理論原則，但由于對形勢判斷發生了失誤，導致了在實踐中進退失據，妥協退讓。五大自身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是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不成熟的表現。八七會議在總結大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實現了向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兩大轉折，開始了中國革命新的探索，並以毛澤東等為代表，最終找到了一條通向革命成功的正確道路。
從中共五大到八七會議，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五大自身理論與實踐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的不成熟，因此終于無法挽回大革命的失敗。八七會議在總結大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實現了向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兩大轉折，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的探索，並以毛澤東等為代表，最終找到了一條通向革命成功的正確道路。
一、中共五大關于政治戰略的討論及其在實踐中的錯誤
五大前夕，中國的政治形勢撲朔迷離，各派政治力量醞釀著新的排列組合。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事變，標志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已經背叛國民革命，投向反革命陣營。南京政府成立後，中國出現了北京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和南京政府三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各地工農運動仍在向縱深發展。
在政治形勢撲朔迷離的時期，如何分析判斷形勢發展的未來趨勢，做到未雨綢繆，是中國共產黨亟待解決的重大歷史課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羅易為團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了大會。大會聽取和討論了陳獨秀所作的《政治與組織問題的報告》、羅易所作的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大會上發了言。會上，瞿秋白向與會代表散發了他在1927年2月寫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提出對黨的病症“必須趕快施手術，暴露其病根”。大會對過去的錯誤和革命的發展前途進行了詳細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宣言》及《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職工運動議決案》、《組織問題議決案》、《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等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認為：“國際決議案中，對于中國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規定，都適合于現在革命階段中之客觀的環境。”“所有五次大會一切決議案的精神都是根據國際決議的。”
關于政治形勢，大會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背叛革命，中國革命已經發展到建立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階段，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的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使革命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革命的現時階段之中，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比以前應當更加密切；資產階級的退出，使國民黨日益成為工、農、小資產階級三種被壓迫階級的聯盟，無產階級是這個聯盟的原動力。要求聯合民權派的一切成分于國民黨旗幟之下，以強健這個革命的同盟，是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階段中主要的職責。在這個階段中，革命勢力的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聯盟。
關于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係，大會認為，在這個階段，黨的任務是繼續去爭取領導權，建立一個左派的革命聯盟，包含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反對封建分子及資產階級的領導。汪精衛及其國民政府是國民黨左翼力量的核心，所以應繼續與汪精衛、唐生智合作，共同推進國民政府北伐。把汪精衛及其國民政府視為國民黨左翼力量的核心，這個基本判斷是錯誤的，是五大到八七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策失誤的總根源。
關于土地革命，大會指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內容。中共五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的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強調了解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沒有他們自動的自覺的參加，國民革命是決不會成功的。摧毀封建宗法政權而開始解決土地問題，這是中國革命現時的新階段的主要特點。必須要在平均享用地權的原則之下，徹底將土地再行分配，才能使土地問題解決，欲實現此步驟必須土地國有。在政治上，要推翻土豪鄉紳的政權，以貧農為中堅，建立農民的政權；在經濟上，沒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改善農民的經濟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土地問題議決案》還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七條措施。五大提出的土地國有政策有超越革命階段的“左”的傾向，但《土地問題議決案》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是正確的。
關于武裝鬥爭，中共五大提出，在革命戰爭的軍事時期農民鬥爭非有自己的武裝和政權不可，工人糾察隊是保障民主政權的武裝之一，並喊出了“到軍隊中去，拿槍去”的口號。
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確的理論原則，如土地革命、爭取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對武裝鬥爭在理論上也有了一定認識，但由于對形勢判斷發生了失誤，對革命的動力、依靠力量、同盟軍等問題認識不清晰，導致了在實踐中進退失據，妥協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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