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湖北荊州下轄的洪湖市政府下發紅頭文件，將全年15900條公務用煙指標攤派到各級機關和基層鄉鎮，並要求“吸煙就吸省產煙”。為了落實機關抽煙情況，政府甚至派調查人員深入基層，撿煙頭、翻紙簍採集煙頭標本，根據煙頭品牌數量進行量化統計，實行縣市排名，最終成為領導問責的重要參考。

    正如新聞報道中提到的，荊州地區諸縣財政並不豐裕，而煙草稅收在各縣地位舉足輕重。比如洪湖，2006年煙草稅收成為全市納稅第一，對地方財稅的貢獻，竟達八分之一強——這不僅是荊州的情況，整個國家的財政都非常依賴煙草。比如2004年公布的國內企業納稅100強，從行業分布看，有35家煙草企業進入100強，共納稅1077億元，佔百強納稅總額的34.91%，煙草制造業依然是我國稅收貢獻第一大產業。當煙草企業納稅佔著政府財政支柱性的地位時，以紅頭文件下達抽煙任務就自然成為官員理性的選擇。

    我國目前約有3.5億吸煙者，居世界各國之首，每年死于吸煙相關疾病的人數近100萬，煙草企業的效益和政府高額的稅收是建立在透支全民健康的基礎上，可這樣的認識並沒有融入我們的GDP理性中，相反，既有的GDP核算在邏輯上甚至“鼓勵”這種透支國民健康的選擇。比如，在把森林的樹木制造成家具的過程中，家具的產出是算進GDP的，但生產過程中對森林的破壞、對飲用水的污染卻沒有在總值中扣除。相反，由于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們不能再免費地享用清新的空氣和飲用清潔的水，只好到超市去買“蒸餾水”或購買昂貴設備以清潔空氣，結果進一步增加了GDP。也就是說，破壞環境為增加GDP提供了兩次增值的機會。

    同樣，鼓勵吸煙也是如此，吸煙當然增加了GDP，可由于吸煙而透支的全民健康並不會在GDP中扣除，相反，吸煙得病增多了公眾去醫院的次數，增加了公眾的醫療支出，這也會算入國民生產總值中。也就是說，鼓勵吸煙能為GDP增長提供多次增值的機會。

    如此GDP核算框架中，“百官倡煙”當然是政府非常理性的選擇。（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