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警方清理整頓警車和保安運鈔車的號牌，並醞釀在公安係統內一次性取消“湘O”牌照，有關人士進而透露，對于其他一些車輛的特權號牌，也正在醞釀清理整頓或者取消。（《瀟湘晨報》12月8日）
長期以來，“O”類牌照代表了某些車輛的“身
份特權”，對于交通秩序和公眾觀感都產生了較大的消極影響。取消“O”類牌照，可謂是對社會呼聲的積極回應，無疑具有進步意義。從社會期待來看，取消“O”牌也許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更要取消特殊牌照背後的法外特權，這才是清理整頓車輛號牌的實質歸宿。
就本質而言，“O”只是一個數字而已，本身並無特殊意義。真正的問題是，任何數字不能被賦予特殊的含義，在明文規定或者潛規則中成為法外特權的象徵。否則，人們完全有理由擔憂：取消“O”牌之後，其他的數字還會步“O”的後塵，成為新的特殊“通行證”。
蕭公權先生把中國古代社會公共治理的弊端歸結為一點：不論權力在誰手裏，都不受制約，因此，公共管理的關鍵是制約權力，讓它不管在什麼人手裏，都不會成為“脫韁野馬”。同理，不論號牌是什麼數字，關鍵是讓它簡單地回歸本來作用，只代表識別標志，而不指示特權。
事實上，從模范遵守交規、便于公眾求助、利于社會監督的公益角度來看，政府車輛懸挂特殊號牌，有其合理的一面。畢竟現實中，一級政府旗下到底有多少公車，編配使用情況如何，宏觀上很難精確化管理，甚至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無法摸清各單位、各類公車的真正底數，公車管理事實上變成小集體、小部門“自己決定、自己監督、自己處理”的內部操作。雖說公車要嚴格管控、率先垂范遵守交規乃是政府和民眾的共識，但主管部門都無法深度知情，遑論公眾監督——大街上滾滾車流，你能迅速辨別其中的“公乎私乎”？接送學童、出入高檔消費場所的名車成行，你又如何拿著“禁止公車私用”的上方寶劍去向誰問罪？有時候，“嚴管公車”進而“嚴控公權”——公眾對于“公車廉潔”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就是要從“政府車輛懸挂特殊號牌”這道簡單的技術措施入手。而且從理論上講，公車屬于典型的國家資產，理應統一編配，標注公共屬性，便于內外識別監督，而其最簡單的標志方法當然是在牌號上做文章。這樣看來，關鍵的問題是，“政府車輛懸挂特殊號牌”的出發點是便利公眾識別和社會監督，而不是謀求任何法外特權。如果符合這個出發點，公眾當然歡迎“政府車輛懸挂特殊號牌”。
不妨來看看香港地區的經驗。在那裏，公車都是以“AM”開頭，即英文“政府（A d m in istratio n
）”的縮寫。一輛冠以“AM”號牌的車輛，無論是載人還是載貨，都直接宣示它的公共屬性和公務標志。這樣一來，公車的使用者、去向與停靠地乃至駕駛者的交通禮讓，都將置于媒體和公眾的嚴格審視之下，為此，曾發生過“好事”市民在駕車時，看到前行的公車去向可疑，便一路跟蹤守候、全程監督的情況。香港公車管理的經驗有兩條：其一，公車必須統一牌照，以公務用車的“明碼標識”，確保了市民的明察秋毫和有效監督。其二，公車號牌專用某個字段，不是為了執法者能夠一眼識別公車，使其安全地享受“特權”，而是便于公眾能夠一眼看清公車，便于進行外部監督。這與內地一些地方，個別公車號牌也有某些特殊字段，卻主要作為交通執法者內部“優先對待、靈活掌握”之用，兩者設置初衷大相徑庭，也值得我們對照借鑒。(陳創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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