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1946年到1956年，張學良在臺灣井上溫泉被囚禁了整整10年。這期間，張學良除了記日記，或有個別朋友來訪偶爾寫些詩外，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對于往事和家事，只留在記憶中，從不去回憶……
1956年12月12日將是西安事變20周年，蔣介石又想起了張學良，並于11月17日在臺北召見了看守張學
良的劉乙光。劉乙光于20日回到井上，對張學良說：“蔣總統要你寫一寫西安事變時你同共產黨勾結的經過。他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
這天晚上，張學良反復追思，“真不知如何下筆”，一夜未能睡好。既然是奉命之作，張學良決定“不計個人利害，詳述前因後果”。除了寫家信，張學良很少寫作，為了完成此“重任”，這一次他整整埋頭寫了10天。初稿先給劉乙光看，劉乙光看過說，蔣先生“認為缺乏事變後詳細述說”，要求“寫至離陜時為止”。張學良回答“關于那時之事總統知之詳矣”。張學良在日記中寫下：“余實不忍再回憶錄寫。如總統指示，余當詳為述寫一章。”
這是一篇必須完成的“命題作文”，盡管張學良曾“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不願自尋苦惱，曾自勉連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籠之中，又不得不寫”。
劉乙光帶著張學良的回憶文章去了臺北，沒想到，蔣介石不在臺北，只見了蔣經國。蔣經國交代要將西安事變一段續上，所以劉又將原件帶回讓張學良補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筆，不能不寫真實，又不能不為長者諱。夜中未得好睡，再三思量，已得寫法，真而可諱也。”這是當時張學良煩惱心情的真實寫照。12月17日劉乙光接到蔣經國通知，要他第二天到臺北。他便催張學良趕快將信件寫好交他。
（二）
12月20日，劉乙光從臺北返回，說信件已呈蔣總統留閱。同時又帶回蔣介石的另一“命題”，要張學良“作文”。他說，今天早上蔣總統把他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愷所寫的西安事變感言，囑張學良針對著他駁之，加入回憶文稿中。”劉乙光還轉告了總統對張學良的表揚，說張學良對共產黨認識已有進步，蔣總統甚感安慰，還說張學良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
聽了總統的“表揚”，張學良卻高興不起來，一封信被再三地要求修改。“郭為何人，余已忘記，要把他插入，甚難寫……”劉乙光卻堅持要張增改信件並坐等，張學良只好“修改兩小段，另寫一封信和一駁文”。劉乙光第二天將信送去臺北，24日回到井上。這天晚飯後，劉乙光來到張學良屋裏，說是蔣總統親手讓他帶來了“禮物”，一是《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二是民國四十六年日記本。劉乙光還傳達了總統兩句重要的話：“共產黨必敗”，“對反共抗俄他（張學良）有貢獻處”。
這封上書蔣介石的信，按“上峰”的意見經幾番修改，終于交到蔣介石手中。張學良借此機會，與劉乙光商量，希望他轉告總統，給自己一個參加“國民黨將官培訓班”的機會。
（三）
劉乙光12月26日去臺北，當天晚上9點即被總統召見。“問他有什麼事，彼即將信呈閱，又說出願受訓事，總統立刻應允說好的。劉追問一句何時乎？總統則答，容須布置布置。”劉乙光聽了滿心歡喜離去，計劃27日早返回井上，可27日一早，尚未起床，又被通知總統召見。10點半到蔣介石官邸，“總統言，受訓事，因恐外間之人有些不了解，貿然從事，萬一引起誤會，甚或引起風潮，或有人對我侮辱，反而壞事，須先有步趨。叫我先寫一本書，把我的經歷和抗日情緒及對共產黨的觀感，對外發表。變換外間觀感，然後方可進行。”聽過劉的敘述，張學良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情況。
張學良領教過蔣介石的出爾反爾，對此並不吃驚。他原想借“受訓”之機離開井上溫泉，但這一個月的“文字”之苦剛解脫，又要寫書，因而心中十分難過，一夜未能成眠。寫書對于軍人出身的張學良來說，真是“趕鴨子上架”，是一種無形的精神折磨，煩躁和怨氣，終于使張學良脾氣暴發。28日一早“脾性又發，在老劉處，大發牢騷。回來胡寫信……”見張學良情緒失控，趙四只能婉言相勸。劉乙光見狀不好，也苦苦勸說，才使張學良慢慢平靜下來。
（四）
在張學良的桌上，擺放著一本深藍色的日記本。這是1956年蔣介石讓劉乙光從臺北帶回來給他的。蔣先生如何知道自己有記日記的習慣？為何送日記本？是否將來日記也要傳閱？總之，從1957年開始，張學良的日記出現了兩個版本。
張學良在這本日記本的首頁上寫道：“蔣總統親手交與劉乙光轉來者，毅庵謹志57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寫一本《雜憶隨感漫錄》送呈閱。”按張學良的習慣，以往有事則記，無事就跳過去。而1957年的這本日記則每天皆錄，“感言”甚多，有讀報後的感想，有讀王陽明書的體會；有些感言似乎是自勉，又似乎是準備給別人看的。
要完成蔣先生交代的“任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張學良決定“專心寫那一本小冊子”。往事不堪回首，“查閱一些零碎文字，以為我的寫作參考，使我十分傷感，真是不願想這些過去的事。”張學良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寫作，寫著寫著，有時就感慨萬千。“回憶往事，真的不好受，尤其是關于他老人家的死難經過。現在大仇已報，就是我孝道不全耳，心有愧焉！”1月9日將“《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一章初稿寫完，約8000字。”1月19日“《少年時代》已經寫完未繕。這個星期一定要把其次一章寫完，如能寫兩章更妙。”為了加快速度，舊歷新年都過不踏實，“這個月的預期工作，未能如意完成，又循過年，荒廢時光，心中總覺不太自在……須竭力寫述，期將早日完成為是。”有時寫著寫著，“寫到我父子情深，以及張輔忱對我之提攜，不覺淚下，想當年年幼無知，今日報圖無由矣！”想到自己到臺灣都10年了，沉浸往事，故鄉入夢……“客舍臺灣已十霜，憂心日夜憶遼陽，何當共渡桑田水，痛飲黃龍踐故鄉。”豪情未減，英雄老去，春秋家國夢。
1957年4月12日，“蔣總統所命寫述之件，已脫稿繕就，命名為《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寫了整整4個月，期間，前列腺發炎和發燒……都未停筆。“此乃我從來沒寫這麼多字的東西，雖然不完美滿意，但我竭盡心力矣。”
（五）
劉乙光將《雜憶隨感漫錄》及張學良的信，送到臺北交給了蔣經國。5月10日，劉乙光從臺北又帶回總統的意見：一是要張學良將《雜憶隨感漫錄》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張學良將“去年12月17日上蔣總統西安事變的復函，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重新抄寫一遍。並言“擬給諸高級將領參考”。劉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總統親告彼者。”抄寫這兩份材料，張學良整整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劉乙光將張學良的“反省錄”交給蔣介石，總統說:“留下我研究研究。”並交待說準備將張學良遷至較近之處，但未言明地點，何日期。這份原本奉蔣介石之命張學良才撰寫的西安事變經過，是作為私人信函交蔣介石的，現在被蔣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還要求張學良親手再次抄寫了一遍。（這份材料後來流傳外間，變為“西安事變懺悔錄”。）蔣這麼做的險惡用心，不言自明。
8月12日，蔣介石和蔣經國又給張學良布置任務，要他寫《蘇俄在中國》之讀後感，並要把西安事變加進去，以便公開發表。《蘇俄在中國》一書是蔣介石所著。
8月初，張學良發現自己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內科和眼科大夫，幸無大礙。從8月14日至8月18日，張學良花5天時間寫完了《恭讀〈蘇俄在中國〉書後記》。
這一連串的“奉命之作”，總算都交卷了。張學良身心俱疲想好好休息一下。
（六）
1957年10月24日，張學良和趙四離開井上溫泉，重遷到高雄（1949年曾被秘密轉移到高雄）。相較前次遷高雄，現在居住條件好多了，房屋寬敞，環境幽美，為20余年來最好的住所。
早在7月盛夏，張學良寫完那些“文章”，就希望能見見蔣介石，他想為自己爭取些自由，但這個努力如石沉大海。1958年8月2日，張學良在報上看見周鯨文的一篇談話後，找劉乙光商量，想請劉乙光到蔣經國處探聽一下蔣介石的意旨並“打算寫一篇東西”，這是張學良第一次主動提出寫迎合蔣介石的文章。劉乙光聽罷自然高興，說：“如果能寫的話，那早就是蔣介石的意思，不必探詢，他一定讚許的，只是蔣介石不願意下命令而已。”
張學良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讓蔣介石看到自己的思想已“有所改變”。這篇文章定名為《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警告世人》，交由劉乙光于28日送往了臺北。蔣經國看完這篇文章後，召見劉乙光說，這篇文章他已看過，甚為感動，並送呈蔣介石了。張學良從不願意寫回憶文章到“主動請戰”，在蔣經國看來是“大有進步”。經上報總統同意，不久張學良去臺北醫治眼疾。
蔣介石終于答應安排時間見張學良了。11月23日，劉乙光通知張學良，下午5點總統在大溪召見。3點一刻，蔣經國派車來接。4點多由蔣經國和劉乙光陪同進入總統行轅客廳。蔣張相見之後，一同進入小書齋。落座後兩人“相對小為沉默”。一晃20多年過去了，往事如煙，恩仇交纏......此情此景，非筆墨所能形容。兩人談話僅半小時，大多是張學良講述自己的想法，蔣介石僅簡而答之，始終絲毫未提關于“解禁”或“恢復自由”等字句。張學良此時明白了，他恢復“自由”將遙遙無期！此後，他不再寫回憶文章或“主動請戰”了。1960年在宋美齡的幫助下，他遷到臺北定居。（呂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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