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媒體呼吁《失地農民應是監督土地違法的“主力”》的時候,來自山東某市的消息卻表明,“失地農民維權舉步維艱”。2003年2月,該市谷裏鎮北谷裏村188戶村民的約77.74畝耕地被山東升華玻璃制品公司佔用。村民們幾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利用上訪和起訴等方法討要說法,但直到2007年9月“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依然絲毫未
能改變土地被佔的命運。舉報的農民卻因“無理上訪”,被勞動教養。
在該市,耕地遭到蠶食的絕非一個北谷裏村。就在鄰村,又有一個去年秋後才以“以租代徵”的形式取得土地的公司蓋起了新廠房,在鎮衛生院後面的三家廠子,被當地村民稱作鎮裏的開發區,同樣也是以“以租代徵”的形式獲得的土地。作為縣級市的新泰已有一個規劃面積24平方公裏的省級開發區,2001年,又確定了12個鄉鎮建設開發區。盡管2003年出臺文件予以取消,但牌子雖摘,建設仍在繼續。
盡管“現在農民從土地中獲利太少甚至還要虧損,很多農民已經失去捍衛它的動力。”但對于一些企業“以租代徵”的強圈強佔,仍然表示了執著的抗爭。失地農民不僅意識倒從此將失去賴以生存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們懂得,唯有他們才是養育了他們祖祖輩輩的土地的真正主人。他們依法擁有耕地被徵用的參與報批權、徵地批復知情權、土地補償知情權、補償方案聽證權、要求公告權和拒絕補償登記權、不當徵收救濟權、補償收支知情權、查詢舉報權等多項權利,他們理應成為監督土地違法的“主力”。
但實踐證明,法律賦予的權利面對資本的強勢,卻是既渙散又是弱小。一直對北谷裏村予以關注並積極代言的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程漱蘭就直陳,在這個事件中,一些原本承擔查處違法徵地的職能部門協同為違法徵地保駕護航。程教授為此撰寫了長達59頁的舉報信——《違法徵地是如何完成全套程序成為“合法”的》,向國家多個部門實名舉報。一年多時間過去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一個部門的實質性回復。而土地違法成本,竟然是如此的低廉。根據2001年—2005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中的數據,程教授計算出了其間全國土地違法案件的處理力度:每一起土地違法案件,平均收繳罰款0.5萬—2.7萬元、收繳土地約1畝,每百件土地違法案件黨紀政紀處分約1人,每千件土地違法案件追究刑事責任約1人。土地違法平均只有百分之一的黨紀政紀查處可能、千分之一的刑事追究可能;只要支付每件一兩萬元的罰款,並可能被收繳一畝左右土地。
農民土地權利的脆弱和貧困,說到底是農民土地權利上的虛化。現行相關法律對于農民在土地上的權利規定較為模糊,不僅導致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模糊,而且使他們成了土地批租交易的旁觀者,對自己的土地被徵收沒有發言權,對徵地的補償沒有參與決定權,徵地後的安置更沒有決定權。與此一並帶來的是,缺乏權利救濟渠道。因此,進一步分解、細化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權,促其程序化、透明化和制度化;強化對地方行政權力的立法、司法和新聞輿論監督;嚴厲查處土地權力尋租,加大違法成本,拓寬失地農民舉報土地違法的便利渠道等,無疑都十分重要,但最根本的是改革當下的土地制度,使農民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利。(劉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