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將犯惡者繩之以法，還受害家屬一個公道，也無法挽回一個公民的生命。自城管部門出現以來，各地城管暴力執法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城管的胡作非為幾乎弄得天怒人怨。而出了一件事，再怎麼追責善後，似乎都不能徹底鏟除這些亂象。若要從根本上杜絕職權濫用，重新考慮行政綜合執法的“去留”，或許是一條出路。

    當初，之所以設立城管這一部門，目的在于通過集中行政處罰權，解決多頭執法、職責交叉、重復處罰、執法擾民和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不過多方執法權集一身的城管出現後，雖然對整治市容環境發揮了作用，卻也不斷引發惡性事件。其中的兩個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一是城管地位尷尬，行政建設滯後。許多地方的城管部門屬于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人員招募的門檻過低，這種“人多肉少”的局面，使得城管不得不想方設法來創收，各種違法濫權也就成了必然。再加上大量素質低下的社會人員混入城管隊伍，極大影響了城管聲譽。

    二是一個部門委托一兩項執法權給城管看似不起眼，可是，當大量部門將零星權力轉交給城管，城管立刻壓倒了其他行政部門，幾乎成了一個權力的“巨無霸”。而對這麼一個“巨無霸”，如果缺少有效的權力制衡，沒有統一執法規范，職業倫理建設的空白無法及時填補，在這種狀態下，一些城管的惡行便不斷在挑戰公眾底線。

    所以，擺在我們面前，有兩個選擇。倘若保留城管這個“巨無霸”，那就應明確城管的法律地位，把城管納入統一的行政序列，全部由財政供養，城管人員全部按公務員招考流程，嚴格錄取，這樣的話，人員的高素質將有效保證執法的水準。此外，應該按“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權力越多、制衡越多”的原則，建立起一套對于城管的限權機制，例如建立全國統一的城管執法規范；城市可以建立以人大代表、律師等社會人士組成的城市管理委員會，實現對城管的異體監督；可以常設簡易的城管法庭，對城管執法進行日常的司法審查等。

    而倘若城管的規范、限權無法做到，那城管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城管執法過程中，出現違背法律初衷的擾民、侵民、害民事件，就難以避免。與其如此，不如將城管解散，而城管掌握的權力則“誰家的孩子誰抱走”，查無證經營交給工商，查非法營運交給交警，查工地揚塵、噪音交給環保等等。這種專業對口的執法模式，顯然要讓人放心得多。

    制度決定行為，規則決定人性，因此，對于層出不窮的城管暴力事件，把責任歸到幾個人或一個部門身上，顯然失之簡單。2003年，孫志剛之死導致了存在幾十年的收容遣送制度退出歷史舞臺，那麼，2008年，魏文華之死能否激起城管體制大變革的驅動力？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