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恬 繪
堂堂丞相，還得買“二手房”；貴為樞密副使，也要
租房度日；退休離職，不僅搬出官舍，連一張床也不能帶走……完顏紹元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輕松為官：破解千年隱蔽秩序》一書，告訴您古代官員是如何解決房子問題的。
異地任官，國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曰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涵義。若用現代語匯表述，大抵就是機關住房的意思，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于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于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
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雲雲。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布《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于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至遲到西漢後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寺舍)，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宋書》卷四十一記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劉翹時任晉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紀》記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趙子時在秀州居官；《成都文類》記司馬光生于郫縣官廨，其父時任該縣縣尉。《曲洧舊聞》卷三記，歐陽修也是其父親任綿州司戶參軍時“生于司戶官舍”的，後人還把這個住宅改為“六一堂”(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以志紀念。
住房是一種待遇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于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惇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余悸地答復他:
“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辦公住家一體化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
“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余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朝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
“府廷之內，吏舍比屬”，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禦史，故其“生于禦史臺，因字臺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復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幹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于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成官署嗎？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進一層推度，則應是京師官舍緊張，不如自己識相。
總之，隨著中央官制的不斷擴張，京朝官住房辦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