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辦窩案難度確實很大。”作為一名長期工作在反腐前線的檢察官，顏華深感查辦案件時“深挖”兩字的分量，因為腐敗“不止要用到一個人手中的權力。”
近日，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授予全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十佳反貪污賄賂局”稱號，顏華正是前來領獎的反貪局局長
之一。
記者注意到，受到表彰的10個反貪局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了查辦窩案、串案。“很多案件往往涉及多人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副局長王利民說。近幾年，在檢察機關查辦的貪污腐敗類案件中，窩案、串案較多。
貪污腐敗很少“單兵作戰”
窩案串案有一定的發案規律，王利民介紹說，最高檢反貪總局每年都會確定若幹貪污賄賂犯罪高發行業、係統作為辦案的重點領域，通過總結犯罪規律和案件偵破方法，運用“抓係統、係統抓”的工作方法，深入查辦窩案、串案。
2005年，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查辦的滄州獻縣電力局窩串案，在當地的影響不亞于一場地震。
獻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但這個電力局窩串案涉及金額巨大，查實有人收受賄賂近120萬元，私分國有資產近500萬元，包括獻縣電力局原局長邊保華、時任副局長高峰等在內的30多人被判有罪。
王利民表示，群眾舉報對檢察機關來說只是初步的線索，檢察機關不僅是做簡單的核實，“我們一直提倡‘深挖’案中案，注意從小案中發現和查處大案，從個案中發現和查處窩案、串案。”
“現在單兵作戰的情況不多。”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嫌疑人需要打點橫向、縱向的關係，要尋求上級領導當保護傘，也要下面的辦事員負責具體實施。貪賄官員間的排列梯隊，無論是始于上還是始于下，拉著別人墮落，無非是為了“加強腐敗的隱蔽性，從而互幫互助，為腐敗行為創造環境。”結果，參與的人越來越多，涉案金額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在這樣的小團體內，每個成員都要承擔風險。”林喆說，一旦東窗事發被立案偵查，這些人一個一個都不認賬，查辦起來得花大力氣、付出大代價。
“群蛀”現象依然嚴重
王利民說，賄賂案件的窩案雖然復雜、工作量大，可一旦打開突破口，就會勢如破竹，反而比孤案容易查辦。因為多個嫌疑人的口供、提供的證據能夠互相印證，形成證據鏈。查辦窩案的難點在于，檢察官和犯罪嫌疑人之間偵查與反偵查的較量。很多案件在檢察機關查辦前，嫌疑人之間就已經互相訂立了攻守同盟，為開脫罪責做了準備。
2006年，寧波市反貪局掌握了市電力局原黨委書記姜肖川受賄的線索。沒想到，檢察機關接到舉報沒多久，風聲就泄露了。
“各種關係就找來了，說情的、施加壓力的，都有。”顏華說，檢察機關辦案的隱蔽性沒有了，嫌疑人的反偵查工作也開始了，轉移資產，跟行賄人串供。
等到顏華和同事訊問行賄人時，對方早有了準備，“跟我們裝精神病”。在顏華對面，行賄人說話語無倫次，自己打自己耳光，“甚至要挖掉自己的眼珠”。
“我們開始也不好斷定他到底是真是假。”顏華回憶說，為了防止意外發生，他一夜看著行賄人沒合眼。直到給那個人做了精神病鑒定，這一關才算攻克。
經過對電力係統有關信息的收集與分析，顏華和幹警們認為，在該係統領導班子中，極有可能隱藏著重大的職務犯罪。
“我們沒有直接找局長。”顏華說，我們採取了迂回偵查的策略，層層推進，先從基建處處長入手，再深挖其他人的犯罪問題。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偵查，接連查出該係統5個領導幹部受賄窩案，涉案金額達650余萬元。
“近幾年，一把手墮落導致整個班子坍塌的案件較為普遍。”林喆表示，2005年轟動一時的馬德賣官案就堪稱典型。一名市委書記，上邊有保護他的省部級高官，平行連接著其他“互為參照”的地廳級官員，下邊是有樣學樣的縣處級官員。進入這個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個案變成慣例，甚至成為潛規則。
2006年，林喆曾撰文指出，當年的官員腐敗呈級別高、貪腐數額大和“群蛀”現象嚴重的特點。這些特點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林喆說：“2007年，‘群蛀’現象嚴重依然是官員腐敗的特點之一。”
偵查一體化劍指貪腐官員關係網
2007年5月，寧波市象山縣人民檢察院查辦一起縣管領導幹部受賄串案時遇到困難，涉案的縣人大代表、發改局局長歐俊傑在當地“比縣裏領導資格都老”，檢察官面臨的阻力很大。
“他是非常有心理優勢的。”顏華說，在象山縣，歐俊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上下打點，“很傲慢，不把檢察人員放在眼裏”。
鑒于此，這個案子被市檢察院反貪局接手，直接負責對該案關鍵行賄人曹某的審訊。隨後，市檢察院幫助象山縣檢察院反貪局展開取證工作，成功突破了歐俊傑、縣人大財經工作委員會原主任韓振富、建設局原總工程師歐夏雨等3人利用職權、收受他人賄賂的犯罪串案。
“這就體現了偵查一體化機制的優勢。”王利民表示，偵查一體化機制就是要強化上級檢察院對辦案工作的指揮協調，上級檢察院通過交辦、督辦、提辦、聯辦等形式整合偵查資源，幫助下級檢察院排除阻力，突破關係網，打破行政區域限制，防止和減少人情幹擾。
此次入選“十佳反貪污賄賂局”的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近幾年先後成功承辦了中紀委、最高檢、省紀委、省檢察院指定辦理的一批大案要案，如河北省政府辦公廳原副主任吳慶五貪污案、商務部機電司原助理巡視員賈小左受賄案、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職務犯罪係列案等。
實踐充分證明，偵查一體化符合反貪偵查工作的規律，是檢察機關上下級領導關係的具體體現，是檢察機關的一項成功改革。
“異地”反腐正成為常態
2001年，遼寧“慕馬案”共有62人移送司法機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等7個中級法院同時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審理。
此後，大部分高官腐敗案件開始實行異地審判。有學者認為，異地審判制度的關鍵，是檢、法兩家的配合與協調。因為審判必須有起訴，沒有起訴，法院就不能審判。因此困難不在審判環節，而在偵查環節。
2005年，在全國檢察機關第六次反貪污賄賂偵查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強調，完善偵查一體化機制是當前偵查改革的重點。
同年，監督體制進行改革，中紀委對56個派駐機構進行統一管理。2006年，省級紀委書記的交流力度加大。
林喆告訴記者，在我國的反腐機制中，中央紀委對黨員幹部的管理是黨內自清行為，被“雙規”的幹部交待的問題如果涉嫌犯罪，就要移交司法機關。貪污賄賂類犯罪是腐敗的極端形式，已經觸犯了刑法，被稱為“黑色腐敗”。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就是這類職務犯罪的偵查機關。
偵查一體化機制是將過去各個檢察院孤立分散的偵查模式改變為縱向指揮有力、橫向協作緊密的新的偵查模式，這對于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依法查辦腐敗有很積極的意義。因此，“偵查一體化機制是懲治腐敗的重要舉措。”
“從某種程度上說，幾千年的封建官場文化是腐敗滋生的土壤。”林喆說，做生意都要先做朋友，辦事情要把間接關係變成直接關係，“那就得送禮。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時間越長，關係網越大，人情網越密，意志薄弱的官員就成了被賄賂的對象。”
因此，“紀委書記換崗、空降，檢察機關的異地偵查，都是反腐制度建設的有益探索。”林喆說，這對于突破“關係網”、“人情網”，提高對腐敗的監督、懲處力度，大有裨益。
(記者 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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