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定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從此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把我國的各項事業帶入到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回首３０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在看到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發現不少“摸著石頭過河”時遇到的問題。總結３０年發展的基本經驗，對我們繼續堅持走市場經濟之路有重要意義。
“十年內亂”後的１９７８年，中國國民經濟瀕于崩潰，人均ＧＤＰ僅為１４８美元，遠低于當時巴基斯坦的２６０美元、印度的２４８美元，與部分發達國家人均ＧＤＰ超過１萬美元以上更是相去甚遠，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窮困的國家之一。
以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中國毅然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３０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迎來了中國歷史上又一黃金發展時期。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國ＧＤＰ增長了５７．８倍，年均增長９．７％，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經濟平均３％左右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四；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了８５倍，上升為世界第三；國家外匯儲備超過１萬億美元，上升為世界第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３４倍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２７倍；農村貧困人口從２．５億減少到２０００多萬。這種大國持續高速發展的態勢被國際上許多人稱為“奇跡”。
究竟是什麼原因帶來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這是一個引起國內外無數人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按照增長經濟學的思路，ＧＤＰ的高速增長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共同帶來的。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土地投入和資源投入等；要素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可將制度改革、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等都包括在內。
最近樊綱等人用２００５年的ＧＤＰ和各方面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過去２０年平均每年９．５％的經濟增長中有５．５％來自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投入等要素投入的增長，其余４％（最近八年是３．７％，前十多年是４．３％）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近美國布魯斯基金會的一項研究也發現，中國的制造業在過去２０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２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主要歸結為制度改革。
筆者認為，這種分析思路誇大了要素投入、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縮小了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原因是它顯著降低了制度改革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制度改革與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並不是處于同一層次，它處于影響因素“金字塔”的塔尖，對其他影響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僅要素優化配置取決于制度改革，而且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等）取決于制度改革，同樣結構變化或分工深化也取決于制度改革。
增加要素投入在任何體制下都可以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也可以大規模投入土地、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但為什麼沒有帶來市場經濟體制下同樣的發展效果？原因是市場體制下的要素投入配置更合理，要素投入的產出更高，要素的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源提升、金融深化等）更快，而計劃體制則因為產權不清晰、價格信號不靈活、信息不對稱、激勵不兼容等而達不到同樣效果。因此，所謂要素投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體制的市場化改革。
同樣，工業化、城市化和勞動力轉移等結構變化導致經濟發展也是表象。工業化、城市化和勞動力轉移等結構變化都是分工深化的具體表現：工業化是分工在產業和產品方面的表現，城市化是分工在區域人口分布方面的表現，勞動力轉移是分工的動態形式。分工深化有兩大效應：一是按照斯密的說法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二是可以使勞動力和人口各得其所，但分工深化同時會增加交易量和交易成本。要想獲得較好的分工效益，就必須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必須依靠制度改革。因此，工業化、城市化和勞動力轉移等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在制度改革的基礎上。
按照筆者提出和倡導的“人本發展理論”，中國的高速發展主要源自制度改革。正是不斷深化的制度改革，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資源升級和分工深化，不斷滿足了大多數人，依靠了大多數人，激勵或引導了大多數人，裝備或提升了大多數人，安置或優化組合了大多數人，通過人的作用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總之，３０年的持續制度改革，調動了中國大多數國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形成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力。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歸因于改革。(李佐軍)
中國改革的八條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府機構改革
對“大部制”改革的三點期盼
中國未來深化改革亟待解決的六大問題
不要中斷、割裂、顛倒改革
在歷史新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