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人們的自由幸福和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社會的分化與整合問題，為此就要研究如何才能實現合理的分界與合法的越界。而在今天強調社會的合理分界並普遍樹立界限意識和合法的越界意識，顯然是十分必要的。
分化及其相應的整合,既是包括生
物進化在內的自然運動的形式,也是人類社會及其思想文化演進發展的基本方式。現代社會的突出特點是高度的分化及由此帶來的多樣性和活力,但這也增大了整合的難度。作為人的有意識活動的過程和結果,社會的分化和整合不能不與人們的能力、需要及價值選擇相關,並直接表現為各種界域或界限的區分、互依與跨越。因而,以“合理的分界與合法的越界”為視角來探討社會的分化與整合問題,就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
社會的形成與界別的區分
自從人類誕生于自然界,就開啟了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分化整合的歷程。人由于自我意識的產生而有了應然的價值觀念和活動取向,與周圍世界發生了“為我”的“自為”的關係,于是,一種不同于自然運動的新的運動方式和秩序,從而也是新的界域——人類“社會”出現了。在人類社會中,人的心理、意識或精神有著極高的能動性和係統整體性,因而成為相對獨立的“心理世界”或“精神世界”。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自然”、“社會”和“精神”三界。社會學所講的“社會分化”一般指“社會”的群體之間和個體之間的區分,但它不能不與另外兩界內在相通,密切相關。
歷史地看,人類在能力極其低下的原始時期,只能靠自然血緣關係相互依賴,以氏族的形式共同生存;其社會分化主要表現為人們由于性別與年齡差異的簡單勞動分工。後來,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口的增多、交往的擴大和需要的多樣化,人們的勞動分工和社會角色也愈來愈多樣。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在個人之間有了基于所有物和物品交換的“我”與“你”的區分,在群體之間則有了自由人和奴隸的嚴重分化。于是,人類內部不僅有了親疏之分,還有了等級式差別和壓迫性關係。伴隨著原來的氏族共同體的解體,一方面,人類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逐步縮小為夫權制家庭或家族;另一方面,隨著社會財富和支配性權力在一些人手裏的積聚而促成了以地域、文化和民族來劃分的國家。國家的出現既意味著人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有了“上層”與“下層”、“上流”與“底層”的等級式界分,又旨在將社會的分裂和衝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這表明階級社會的秩序本身就蘊含著內在的緊張。但在傳統農業社會,由于人們要“靠天吃飯”即順應自然為生,因而自然秩序就被視為社會秩序的依據;階級和等級的分野,也往往被給予擬自然理解,如將上下尊卑的等級式關係類比為“天”與“地”的關係。傳統社會及其政策還極大地限制了勞動分工和社會職業的分化,造成社會自組織能力和活力的嚴重缺乏。馬克思將小農們形象地比喻為一袋馬鈴薯,說明了他們缺少“有機團結”。但另一方面,大家族和傳統國家似乎又象一個“大生命”,其成員分別充當它的某種器官,或“頭腦”或“臂膀”或“手足”,這種功能性的分化與整合主要憑借的是自上而下的隸屬和支配關係;同時,相當普遍的自然主義信念和整體主義道德意識也對這個“大生命”的整合與維持發揮了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那時的人們並非沒有個人自由的願望和要求,但它不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並且只要個人與家族長或長輩們發生了利益和意志的衝突,獲勝的一定是後者,因為他們直接代表著共同體。
只是到了市場經濟社會,社會分化才既表現為人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上的差異,又表現為復雜的勞動分工和職業分化,社會變得千姿百態,既富有生機,又充斥著各種矛盾。而隨著人的社會反思能力和調控能力的提高,他們也越來越對社會分化與整合提出“合理”性要求,這就特別涉及到社會的“分界”與“越界”問題。
合理的分界
從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講,社會分化實際上意味著各種社會邊界、界限的明確和界域、界別的區分。“分”與“界”總是相互關聯的。
一般而言,事物的分化就是“界”的形成或區分。“界”首先指事物由其內在矛盾所規定的存在狀態或運動形態的邊界或范圍,它指示著事物的特殊性及相對穩定性。由于事物就是在這一邊界或范圍內保持其規定性的,所以不能隨便受到幹擾和破壞。並且,正是由于事物的性質和界限的確定,它才成為具有內在結構、規則和尺度的係統,產生“自己運動”的動力和與周圍環境進行物質與能量交換的能力。而這又意味著事物總是處于相互的聯係和作用中,所以,事物的邊界或界限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和變動性。事物的邊界也是事物之間的交界處即“界面”,界面是交界雙方的中間地帶,因而也是交界雙方相互滲透與貫通的橋梁。事物的“界”的這種雙重性功能———既把事物區別開來、分別給予規定和限定,又將其聯係起來、使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功能,表明了事物的“分”與“合”即分化與整合的辯證關係。自然界的“界”是如此,人類社會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界”更是如此,且由于關聯著“應當”與“合理”的問題而增大了人們正確認識和把握的難度。質言之,由于社會性的分界不是單純的知識性分類,而必定包含某種規范性要求,所以只要人們的立場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就會給予不同的理解和對待。
從中國思想史來看,人們對“分”、“界”的合理性與否不僅特別關注,而且形成了兩種對立的態度和觀點。如莊子既說明了“分”、“成”、“毀”、“復”的“通為一”的循環,又特別指出分界的負面問題。他說:“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莊子·齊物論》)莊子所說的“封”就是事物的界限,事物有了區別與界限,就會進一步生出“是非”,是非之爭越顯著,完滿的道也就越虧損了。近代思想家康有為借助儒家“三世”說和佛教思想資源,在其《大同書》中提出“破九界”,即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業界、亂界、類界、苦界,最終使人類進入完全自由的境界,這種理想顯然包括了太多的烏托邦空想。與之不同,荀子則高度重視“分”的意義,他不僅一般性地突出善惡、性偽、是非、天人等等的分別,肯定勞動分工和職能分化的積極作用,更重要的,他還將人們在文化價值和等級名分方面差異的分辨和確定,提升到社會治理之道的高度來看待。在荀子那裏,分與合並不兩立,而恰恰是良好有序的群體得以組織起來的關鍵,這就叫“明分使群”。近代學者嚴復翻譯穆勒的《論自由》而名之為“群己權界論”,所要辯明的群己之界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公正,用他的話說:“自入群而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自由為界。”(《〈群己權界論〉譯凡例》)嚴復關于“群”和“群己權界”的論述與荀子的思想多有相通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