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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際操作中，城管體制無論橫向制約還是縱向約束均存在缺陷
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伍華軍認為，我國城管機構在設置上，“中央無部委、省裏無廳局”，純粹屬“地方部隊”，只為地方利益服務，缺少上級對口主管機關，用群眾的話說就是“只有公公，沒有婆婆”，規范行政存在先天不足。
從橫向上看，城管局也不像公檢法機構一樣存在權力制衡。
伍華軍等法學專家分析認為，由于在體制機制上缺乏權力制約，有些地方城管部門沿襲計劃經濟時代殘留的行政習慣，更多採取運動式管理、權力式管理，而與法治式管理漸行漸遠。
他說，在這樣缺乏制約的環境中，思想覺悟稍低、自制力差的人很容易走向暴力執法，而像天門事件這樣把人活活打死，可以稱為“暴力盲動”，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點擊詳細
“城管衝突”屢屢發生，實際上是城市管理缺乏預見性、科學性、合理性所至，這不是“存廢”城管所能解決的。
換句話說，“城管”這支自稱“擦屁股”的隊伍，要面對、解決的問題，超出了他們的職責、能力范疇。硬要他們去解決，只有依靠強制手段，最後上下受氣，成為被“妖魔化”的一群人。 >>>>點擊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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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城管制度在實踐中已經暴露出越來越突出的問題，在一些環節上積累起了越來越嚴重的弊端，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這些問題和弊端主要表現為：其一，城管部門的執法權過于集中，權限過大，有些地方的城管部門不甘于已經集中到手的權力，不斷爭取擴充權力范圍，試圖把他們認為該管的事項都統統管起來。如此“一家獨大”的局面，既賦予了城管部門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助長了城管人員擅權濫權的衝動，客觀上也給城管部門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城管人員經常性地處在緊張情緒和焦慮狀態之中，形成“權力越大、壓力越大、擅權濫權衝動越大、與管理對象的矛盾越大”的惡性循環。其二，城管部門強制執法有余，柔性服務不足，對普通百姓特別是對弱勢群體缺乏應有的體察和關切。一些地方為了追求“絕對美觀”，城管人員把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于驅逐在城市中辛苦謀生的“走鬼”，卻沒有想到後者被罰款、被沒收謀生工具之後，將陷入何等淒惶的境地。當務之急，城管執法亟須弱化強制管理功能，增強人性化管理意識和服務意識，以緩解與管理對象的矛盾衝突，為城市管理開拓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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