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曾在兩千年封建社會裏獨領風騷，直至近代以來，才漸漸失去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不過，由于儒家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環境並未徹底轉變，加之意識形態本身所具有的延承性，所以儒家文化在近百年裏雖倍受批評和毀壞，但並未完全泯滅。尤其在農村，它仍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間百姓。筆者兒時在家裏，常見長輩們在交談中，喜歡用三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一是引用毛主席語錄，二是引用鄧小平的言論，第三就是引用《三字經》和《增廣賢文》中的語句。
農民工出身農村，雖未受過係統的儒家文化教育，卻必然具有一種儒家的文化心理，這種心理是零散的、自發的、飄忽的，卻又內在的、深刻的、堅固的支配和影響著農民工。例如儒家文化中缺失了民主法制精神，導致農民工在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要麼忍氣吞聲，要麼採取暴力維權的方式。
由此，筆者認為，了解農民工，既要了解農民工當前生活的城市環境，也要了解他們所出身的農村環境，更要了解一下儒家文化。這就要堅持毛澤東同志所倡導的“古為今用”的原則，一是棄其糟粕，找到問題的思想根源，明白儒家文化在哪些地方、多大程度上阻滯了農民工；二是吸取精華，加強創新，發掘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為農民工群體服務，為現代化建設服務。
當前，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亟需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來加以解決。
慎獨：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
“慎獨”是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觀點，強調一個人獨處時，要小心謹慎，就像在大庭廣眾之下一樣嚴格約束自己，《中庸》開章明義就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理論充滿了倫理色彩，對個人的道德自律要求很高，在血緣地緣密切聯係的傳統“熟人”社會中，的確具有很大的約束與督促作用。但在今天來看，農民工背土離鄉，跨縣市、跨省、跨地區流動，“慎獨”理論的監督作用失去了社會基礎。從中觀上看，農民工由于失業或半失業的關係，時常不在家庭、學校、企業等各種社會組織之中，是“社會人”而非“單位人”，“慎獨”理論的約束作用失去了組織基礎。從微觀上看，農民工中大多是青壯年，青年大多情緒波動大，情感充沛，思想活躍，自制力較差，言行容易越軌，“慎獨”理論的引導作用失去了心理基礎。
無組織就無紀律，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直接影響到他們自身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因此，黨和政府有關部門，要踐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舉措，一是要加強普法教育，提高農民工的法律素質，引導他們成為具有理性精神的現代公民；二是要加強思想道德教育，使農民工學會用文明禮儀規范自己的言行；三是要按照憲法、工會法、勞動法所規定的組織制度，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擴展黨、團、工、婦組織在農民工群體的覆蓋面，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將農民工納入第二故鄉的政治體係。
有教無類：農民工的培訓教育
在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重視教育問題的，儒家創始人孔子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開私學之先風，門下弟子達三千之眾，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公平思想“有教無類”以及《論語》、《大學》、《中庸》、《禮記》等儒家經典中所傳承下來的一係列教育思想和學習方法，是非常寶貴、豐富的。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以前，農民要“跳龍門”，實現向上流動，一靠讀書，二靠當兵。現在，市場經濟使農民多了打工這條出路。然而，農民的孩子在收入偏低的情況下，讀義務教育也很困難，在教育不公平的體制下，他們上高中、上大學的機會很少。他們大多勉強讀完義務教育以後，未經任何職業培訓就進入勞動力市場，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就業後也沒有意識和機會去參加學習培訓。他們年少無知，滿腦子都是掙錢，卻不知道憑借什麼來掙錢。培訓教育的缺失，對農民工百害而無一利，對社會發展也是一樣。
首先，不利于農民工的發展。市場經濟時代是專業化時代，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農民工的知識化、專業化水平，直接影響他們在社會分工中的崗位角色、社會地位、前途發展。由于文化素質低，沒有專業技能，所以他們只能做最苦、最累、最臟、最危險、最簡單的工作。盡管他們付出了很多，但自主創新能力一直不高，收入也始終偏低。
其次，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培訓、沒有社保、沒有勞動保護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為繼的，是不能實現科學發展的。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力，必須同另一個生產要素即科學技術結合起來，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推動產業升級。在西方經濟學界，亞當﹒斯密、勞卡特、穆勒、舒馬赫等人一以貫之的理論，就是強調最有價值的資本是對人的投資，認為教育是幫助窮人的最好方式。
再次，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社會學家陸學藝認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在于社會階層結構合理，即社會階層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中間階層佔據人口的大多數。筆者認為，中間階層的壯大，不能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長來實現，也不是靠高層的下向流動來實現。中間階層發展的動力，中間階層壯大的來源，正是數量龐大的、最基層的農民工。而農民工只有發揮主動性，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完成專業化、知識化的轉變，才能實現向上流動進入中間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的學習能力，假如在涉世之初的三五年內未能得到充分發展，則必將漸趨弱化，十年之後這個人的整體素質將全部固化定型。也就是說，一個二十歲左右的農民工，要改變自己的文化素質，最佳時間在于三五年之內，最多時間在于十年之內，錯過這段時間，要學習，要改變，就很難了。
因此，筆者認為，教育培訓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必經之途，當務之急是建立由政府、企業、社會相聯係的培訓教育體係，加強對農民工技能培訓、引導性培訓和學歷教育，促進農民工以工促學，以學促工，知行合一，科學發展。
與民同樂：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國的儒家，不僅是一種思想理論，一種行為規范，也是一種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儒家祟尚修身，注重人的內在精神的培育，講究“寧靜以致遠”。孔子雖然認為“君子不重，則不威”，但他並不是一個苦行僧，他也會因欣賞音樂而“三月不知肉味”。在《禮記·樂記》一文中，他更將禮樂教育上升到治國之策的理論高度。儒家哲學中的憂患精神，也帶有“與民同樂”的意味，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古代讀書人和為官者的一個價值取向。
在現代社會，人們對休閒娛樂的需求更高了，人們的文化生活也更豐富了，黃金周、出國遊、充電學習、讀書看報、上網，是普通市民最平常的生活方式和休閒方式。相比之下，作為最基層的、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其精神文化生活則是非常單調機械的，“上班、吃飯、睡覺”是他們的生活模式。
這樣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危險和隱患，因為一個人的能力體現在工作上，一個人的品位體現在生活方式上，一個人的變質與失控不是在“八小時之內”，而是在“八小時之外”。諸多案例證明，農民工失足、走錯路、違法亂紀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精神生活單調，生活無聊與空虛造成的。
人民的業余文化生活，是一個重要的“幸福指數”。因此，政府必須發揮文化職能作用，為農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和公共文化產品，以豐富多彩的和諧文化來引導農民工度過一個豐富、充實、高尚的業余生活。
止于至善：農民工人生觀的現代化
今天，我們正在進行著關于人、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現代化建設，我們所處的環境都不是定型的。我們在認識世界之前，必須認識自我，在建設物質世界之時，必須加強自身建設。我們要向未來前進，就必須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儒家文化，在兩千多年時間裏深刻影響著我們。
其一，儒家對于人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並重視啟發人認識人性。如孟子認為“性善”，《三字經》開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盡管儒家的人性論不完全適合當代，但我們所要借鑒的是，儒家的人性啟蒙能使人建立對于自我、對于他人的理性自覺，使人與人之間擁有相互了解的思想基礎，擁有相互交往的禮儀規范，達到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所以，我們固然無須認可性善，但不可放棄對于人性的認識，不可放棄對他人的理解與溝通。我們固然無須接受儒家那一套繁瑣的、拘謹的禮儀，但我們不可不掌握與他人、群體、階層之間交往聯係的方式。
其二，儒家哲學中的方向感、目標感、秩序感、步驟感，能使人把握好人生的發展方向。儒家經典之一的《大學》，孫中山先生給予高度稱讚，認為是“最有係統的政治哲學”。《大學》的三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從根本上回答了做人的道理，給人生樹立了一種係統的、明確的方向和標志。《大學》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給人提供了一套可供操作的方法、秩序和步驟。
今天，我們沒有必要去做儒家式的“人”，但不可沒有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們固然無須過于循規蹈矩，但不可沒有自己的秩序與步驟。
在農民工中，很多是青壯年和尚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家庭教育中，他們的父母，無法教給他們一個現代化的人生觀；在僅有的幾年學校教育中，他們為考試而考試，不曉得為人處世的根本道理；在企業裏，他們是“經濟人”和“工具人”，而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所以，這些年少的、幼稚的、單純的農民工，在人生觀的發展上，雖有一個好的宏觀背景，但缺少具體的引導；雖正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但難免要摔跟頭、走彎路、入歧途。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蘊有豐富的人學思想，即全面發展的人學思想。《共產黨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一切文明，都是開放的。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人學思想，與儒家的性善論的人學思想，一方面有著內在邏輯聯係，另一方面比儒家更先進，能使我們從更高的層次來批判地繼承儒家思想。一切文明，也都是發展的，是與時俱進的，所以，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儒家理論現代化，使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大眾化，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在毛澤東思想中，關于人生的目的，是家喻戶曉的一句話：為人民服務。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個做人的標準，即“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很係統、很清晰、又很容易讓人接受。當前，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適應當代的人生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
因此，我們的黨和政府，有一個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就是要用科學發展觀這一新時期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來幫助指導廣大農民工群體在實現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同時，實現人的現代化。
這不僅讓人想起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話：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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