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日,在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改革步入30年——回顧與展望”國際論壇上,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圍繞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評價標準以及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等主題進行了研討。本文特將部分專家學者的發言摘登如下。張岳琦（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以更大的熱情和毅力推進改革開放

    從改革內容的復雜性來看,可以說是先易後難,但從政治、思想轉變的震撼性和痛苦程度來說,確實是開頭最困難、最艱險。例如聯產承包責任制、辦經濟特區,起初都是困難重重。改革開始之難,客觀地講,是不可避免的。

    當時我們缺乏可借鑒的現成經驗。把原來蘇聯模式的、實行計劃經濟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轉變到實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在一個大國做這樣的實驗,全世界沒有先例，許多事情處于兩難境地。那時流行一句話,“一管就死,一放就亂”,說的就是這種困境。由于沒有現成經驗,各項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進,即“摸著石頭過河”。

    當時也缺乏能被公認的理論支持。原來,按照那些已深入人心的理論,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徵就是計劃經濟、集體勞動等。以此來衡量私有經濟、引進外資,都是違背社會主義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後來鄧小平提出,我們建設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三大進一步闡述了這個理論。十三大報告提出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發展商品經濟,必須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為我國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

    只有以巨大的智慧和勇氣渡過了改革初期的艱難階段,改革才能進入快車道,才能有以後的持續進步和成功。在今天新的形勢下,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繼續保持和發揚以往那種改革的熱情,那種承受挫折和打擊的勇氣,那種克服阻力和困難的智慧,那種踏踏實實探索前進的毅力。趙人偉（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進一步推進漸進式經濟改革

    對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不僅許多中國學者,而且一些主張激進改革的外國學者,都認為是成功的。

    ——漸進改革也面臨著挑戰。漸進改革的本意是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但同時也存在著改革成本上升的風險,如何深化改革,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任務。在改革已推進了將近三十年之際,應靜下心來好好總結一下改革的經驗教訓,把改革的事業繼續向前推進。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教授對經濟體制的轉型作出過這樣的論斷:“經典社會主義體制無法走出自已的影子,局部改革永遠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須要有體制上的徹底變革。”這一論斷既指出了經濟體制轉型的艱難性(這無疑是正確的),又包含了對改革的悲觀態度。我們相信中國的改革既能渡過其艱難的歷程,又能開拓樂觀的未來。

    ——要關注收入分配和財產分布之間的互動關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相當大程度上克服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傾向,又使廣大的城鄉居民從幾乎沒有什麼個人財產變成了擁有個人財產的人,這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之一。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必然會引起財產分布差距的擴大。從長期看,在居民收入來源的構成中,來自財產的收入的重要性將逐步增長。財產分布差距的擴大必將成為影響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在收入分配和財產分布之間如何防止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的關係,就成為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必須強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再分配就是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包括補貼)等手段讓收入和財產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以便在維護激勵的前提下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和諧。在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中,稅收和轉移支付這兩項無疑對縮小財產分布和收入分配差距起著直接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其它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縮小上述差距的作用,例如教育政策、勞動力流動政策、產業結構轉換政策。常修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為人類貢獻了獨特的發展模式

    人類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發展模式是可以多樣化的,這是一種“歷史的多樣性”,有中國特點的發展模式是人類文明多樣性中的一種。所謂“中國發展模式”,是指從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點出發,立足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為目標,充分挖掘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巨大潛力,注重發揮人力資源豐富和市場廣闊等優勢,著力推進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並在此基礎上推進“四位一體”的發展,即以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為重點的經濟發展,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發展,以降低能耗和保護環境為重點的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發展,以及以改善人的物質精神生活和參與政治生活為重點的人的自身發展,努力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從而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中國自己的貢獻。

    綜觀二戰以後人類發展理念的演變,大體可看出一個基本脈絡:一開始都強調經濟總量的增長,把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到了五六十年代增添了對“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的關注;七八十年代又增添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八十年代後,隨著人權保障的興起,人類發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關懷”,“幸福指數”、“人類發展指數”應運而生並受到普遍關注。60余年來,由“物”到“人”,由經濟發展到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人自身的發展,這是當代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勢。當代社會人類發展理念與科學發展觀之間是“內在相通”的。科學發展觀的貢獻,並不在于超越人類共同發展理念,“原創”一套新的發展理論體係,而在于結合中國自己的國情,借鑒國外發展經驗,為尋求一條具有中國特點的發展道路提供指針和戰略思想。倪紅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加強財政對經濟結構的調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收入分配結構調節的主要政策工具就是財政。財政特有的對國民收入再分配功能,使其必須承擔起對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調節的社會協調發展職責。

    ——將城鄉二元結構的調整作為財政對經濟結構調控的著重點。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部分內涵著(並不等同于)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問題,因為中西部地區的大部分區域是農村,中國主要的農業大省和農業大縣集中在中西部;而城鄉之間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所以轉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同時,也就是在較大程度上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從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措施看,財政要把降低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收入,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村公共服務資金的投入作為主要切入點和手段。提高對農業補貼的效益,適當增加對農業科技、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公共服務(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的資金支持。

    ——財政通過加快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擴大具有均等化作用的轉移支付規模,著重從政府公共服務方面縮小地區差距。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體制改革和推進市場化進程。財政在縮小地區差距上可以發揮三方面作用:一是投入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但這部分的建設一定要與當地的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二是採取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國內外資源向中西部地區流動;三是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使中西部地區的政府公共服務水平與東部地區的差距逐漸縮小。財政的著重點在第三個方面,即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公共服務依靠政府財政。政府直接從事中西部地區的競爭性項目建設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過完善稅制和社會保障體係實現財政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市場主要解決效率問題,財政運用再分配功能側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