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史綱》連載9
《中蘇關係史綱》
第一章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出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衝擊
中國共產黨的形成
中蘇交涉一波三折
孫中山革命化的推動力
第二章
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蘇聯幹涉與"三二〇"事變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家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
關于這個時期中共與蘇聯關係的這種特殊的性質，實際上還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當中，就有過相當明顯的表現了。
1928年，由于南京國民政府發動第二期北伐，奉係軍隊開始大舉回撤。而就在張作霖返回奉天（沈陽）的途中，對張作霖不選擇滿洲獨立，始終堅持幹涉關內事務心懷不滿的駐東北的日本軍官，組織實施了皇姑屯事件，于6月4日炸死了張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張學良並沒有屈服于日本人的這種詭詐手段，經過一係列復雜的過程，最終于年底大膽實行了東北易幟的行動，使東北地區從此真正統一于中國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
東北易幟自然不會根本改變東北處于日本嚴重威脅之下的特殊形勢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國對南滿鐵路及其沿線地區，和中國對旅順港的各項權益，一時也沒有可能。但是，張學良顯然處心積慮地想要達到這一目的。1929年，借著南京國民政府推動“革命外交”之機，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便嘗試著首先從蘇聯在北滿地區所佔有的特殊權益著手，來實施其收回東北權益的計劃。
年初，東北當局首先強行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蘇聯方面雖經駐沈陽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但沒有做出更激烈的反應。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對于這種情況，張學良等顯然產生了不正確的估計。
5月27日，張學良借口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從事共產主義秘密宣傳活動，突然派軍警搜查了該領事館，拘捕了大批人員。其中主要是前來領事館集會的中東鐵路沿線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以及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團體和部門的俄方負責人。《沈陽張學良電行政院譚院長外交部王部長電》（1929年5月29日），臺北“國史館”國民政府外交部檔，
0624杄20/5050杄01－01，1063－1066。此舉雖然帶有安全方面的考慮，但其就此奪取中東路權的意圖非常明顯。
5月3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對哈爾濱領事館被襲擊提出抗議，並宣布“蘇聯政府從今起，對于駐莫中國代表處，及其駐蘇聯領土上之各領館，亦不問國際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認其享有國際公法所賦之治外法權”。[程道德等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536頁。]
但蘇聯此舉對張學良並無威脅作用，再加上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亦加以推動，很快，張學良就于7月10日以東北政務委員會等機構的名義，宣稱因蘇方違反奉俄協定中關于不得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等項規定，中方被迫收回中東鐵路管理權。當日及次日，東北當局貿然派出軍警人員，查封了蘇聯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機構，派白俄接收機務處、車務處，強令解散了路局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團等，進而逮捕驅逐蘇方管理人員200余人，包括中東鐵路管理局蘇方正副局長。[轉見張友坤、錢進等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76－377頁。]
蘇聯對此一事件，最初還是表示出願意和平解決的態度。在其7月13日的最後通牒裏，仍提議從速召集會議，解決中東鐵路一切問題。但是，南京國民政府16日的復照態度強硬，宣稱此舉純粹是因為近年屢次發覺蘇聯方面有煽動中國人民破壞中國國家社會，反對中國政府之各種有組織之宣傳及工作，致中國政府不得不採取適當之措施。此次東北當局之舉措，亦純以防止騷亂治安事件之突發為目的。
鑒于中方不理會蘇聯從速釋放被押蘇方人員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動的要求，蘇聯政府于17日強硬宣布與中國全面絕交。進而，蘇聯駐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裏、黑河、綏芬河等地領事館紛紛撤離回國，中東鐵路蘇聯職員亦相繼辭職或離職。蘇聯並成立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統轄蘇聯遠東地區所有武裝力量，以加倫為統帥，開始對東北當局以武力相威脅，包括拘留中國僑商上千人，扣留中國輪船多艘，並派飛機侵入中國境內偵察等。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原以為此舉可以得到反共的列強各國的支持，卻不料各國政府均對中方用武力解決中外權益糾紛的做法表示異議。[《華盛頓伍朝樞致南京外交部電》（1929年7月2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檔，0624杄20／5050杄02－03，1842。]這樣一來，蘇聯方面的態度自然更加強硬，不僅用大規模沒收拘押在蘇華僑以為報復，而且大舉興兵騷擾中國東北邊境。由于張學良對蘇聯動武毫無準備，轉而力謀妥協，南京政府卻堅決反對退讓。國民黨這時接連在各地組織群眾性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示威遊行，蔣介石更公開發表宣言，宣稱：“吾人對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蘇俄侵略之真相。”“如蘇俄竟敢公然破壞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為世界和平計，為民族利益計，當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犧牲一切，貫徹政府擁護國權之主張也。”[《蔣為俄事再發宣言》，《大公報》1929年8月18日三版。]
中蘇兩國打了3個月口水戰之後，10月12日，終于爆發了著名的同江戰役。蘇軍淩晨出動飛機25架、軍艦10艘、機關炮車40余輛，後又增派騎兵約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國守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中方海軍江防艦隊頑強抵抗後幾近全軍覆沒，江平、江安、江泰、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同時團以下軍官17人被打死，士兵傷亡約700余。亦有說當天東北海軍被擊沉者為三艦，後又損失兩艦。另報載東北邊防軍海軍司令沈鴻烈當時報稱：此役“我陸軍死傷五百余，海軍亦相等”。[《沈鴻烈等奮戰克同江》，《大公報》1929年10月17日三版。]戰至午後3時，蘇軍奪取了同江縣城，中方守軍被迫退守富錦。由于蘇軍隨後很快後撤，南京方面堅信蘇聯短期內不可能發動大規模進攻，因此態度上依舊不做妥協。結果，從11月17日開始，蘇軍分東西兩路再度大舉進攻。西路主攻滿洲裏和札蘭諾爾，東路分別指向綏芬河和密山縣，並轟炸了牡丹江。東路就深入百余裏，打下了密山縣，並進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東地區；西路更是由滿洲裏、札蘭諾爾，經嵯岡一氣攻陷了海拉爾。黑龍江守軍韓光弟旅全軍覆滅，旅長及團長均告陣亡；梁忠甲旅則因突圍不成被迫投降。僅西路兩旅守軍被俘者，就已上萬，其他人員和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其數。據北寧路局局長高紀毅對記者稱，自中東路事件爆發至此役，東北公私損失已超過5000萬元。而據蘇方幾年前披露的情況，僅10－11月間，蘇軍俘虜的中方中高級軍官就有1334人，初級軍官3097人，士兵14090人。[科裏沃舍耶夫主編：《蘇聯武裝力量在歷次戰爭、軍事行動、軍事衝突中損失揭密》，莫斯科：軍事出版社1993年，第65－66頁，轉見劉志青前引書第190頁。]東北西線守軍由滿洲裏、漠河一線，被迫退守海拉爾以東及興安嶺、博克圖一線。張學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護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糧。
東北邊防軍兩度失敗，損失慘重，張學良被迫不顧南京方面的反對，單獨與蘇聯訂立了城下之盟。此舉雖令南京不滿，蔣介石終因顧慮到關內逐漸形成氣候的反蔣風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認。此一事件，雖屬中方收回自身權益的行動，結果卻是南轅北轍，不僅損兵折將，人民遭殃，國家盡失顏面，而且還嚴重暴露了東北軍的實力以及國際社會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可能幹預的程度，從而為兩年後日本關東軍大膽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對于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並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對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于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為此，並鑒于陳獨秀等人事實上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49－555頁。]中共中央明確認為，陳獨秀等人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評陳獨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對于蘇聯紅軍大舉入境打擊東北軍的行動，中共中央則明確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國民黨武裝奪取中東鐵路並“組織白俄軍隊，攻入蘇聯邊境”，蘇聯不得不先發制人的結果。據此，他們提出：“只有取消主義的陳獨秀”“才認為蘇聯與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經減輕了甚至沒有了進攻蘇聯的危險”。黨必須“更要加緊發動群眾鬥爭走上武裝鬥爭，會合工農一切武裝鬥爭的實際行動，來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范圍的總暴動”。[《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94－599頁。]
當然，由于中東路事件最終以蘇聯的勝利而告結束，因此，中共和紅軍的“武裝保衛蘇聯”也還主要是停留在示威遊行以及宣傳的口號上，沒有具體轉化為實際的行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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