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由頭
2007年9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的“懲治與預防職務犯罪展覽”在京揭幕。引人注意的是，此次展覽披露的16位省部級貪官，有10名是被不法地產開發商拉下水而走上不歸路導致身敗名裂的。
房地產行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利益密集型的行業。權力與資本在房地產業中形影不離,它們的結合在房市中往往起到了主導作用。政企不分、官商結合，甚至“紅頂商人”等現象的出現，在房地產市場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一種行業氛圍，這裏有機制的問題，也有法規的滯後性問題，更有利益驅動的問題，個別地方政府染指房地產市場，“圈地運動”中權錢交易充斥房市，已經危及政府的公信力。
在畸高的房價中，有一個重要的成本往往被大家忽視，那就是腐敗成本。近年來一批高官先後落馬，已經為房地產業的腐敗成本做了生動的注解。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而中國房地產的核心問題，不在于房價，而在于“權力資本化”的發生頻率與速度能否減緩並變得溫和。
房地產行業是權力資本化的多發地
沒有哪個領域像房地產行業一樣承受的調控力度如此之大，也沒有哪個領域像它一樣強烈地牽動著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市民的神經。學者孫立平說：“利益集團的行動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辦法是與行政權力結盟。”換言之，導致房價畸高的罪魁禍首顯然不是房地產商。行賄列入成本為何成了房價不敢公開的“商業秘密”？某些地方政府為何不遺余力地邀請房地產公司來該地參與土地競標？背後的貓膩就是權力資本化。上海市原市委書記陳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天津市原檢察長李寶金、湖南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等高官的落馬，無一不與房地產腐敗案有關，媒體稱，“這些落馬高官，大多與房地產商形成了一條權錢交易的利益鏈條。”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所作的調查顯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鄉以下，其中，農民的補償款佔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類城市房地產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頭，佔40%到50%。賣地、開發、招商引資已經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充裕財政的重要手段，房地產給予政府的利益顯而易見。資本優勢讓開發商獲得了行政權力的支持，使其如虎添翼，更加強勢。最可怕的是，地方政府有高額收益，一些官員利用權力尋租，部分開發商利用資本牟取暴利，三方的目標如此地一致，目的如此地明確，官員的權力和開發商的資本就自然而然地結成同盟了。
切斷“權力”與“資本”結合的鏈條
談到權力資本化，直接的反應就是個人權力的資本化，即個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自己撈好處，這是顯性的，大家容易看得到的；還有一種地方與部門的權力資本化，則很少為大家注意。事實上也只有地方政府機關與各種權力部門才擁有最大的權力。地方政府憑借自己手中擁有的權力，盡可能地將其變換為可以運用操縱的資本，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突出的政績、較高的聲譽、最終的職位升遷等。
對上級領導和群眾，官員自己的立足點究竟如何擺，這就有了官場中
“緊密聯係領導”的戲言。為何要“緊密聯係領導”而非“緊密聯係群眾”，緣由是自己的升遷大權都操之于上，而非來自于下。如果權力資本化主體只對頂頭上司負責，不對法律負責；只對既得利益負責，不對社會生態負責，這種褻瀆法律、明哲保身的“土皇帝思維”對社會、民意和司法會造成嚴重腐蝕和傷害。
商家的經營是唯利是圖，利大大幹，利小小幹，無利不幹，這無可厚非。政府畢竟不是商家，政府行為並不能用市場原則作為行動標準。政府應當擔當的責任和義務，正是社會民生最需要給予關注、又最易被市場忽略之處。如果政府官員也將盈利視為運營的目標，如果地方政府選擇了和開發商一致的利益，從而遠離了那些無力購房的中低收入群體，那就是大錯特錯了。
要把權力與金錢分開，政府的定位要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要從各個層面加強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使權力資本化無生存之土壤。（柴效武
作者係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