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印象中，一提到香港就會想起直入雲霄的中銀大廈。鋼筋水泥和玻璃可能構成了香港。但在這裏生活後，許多人會發現這不是香港的真面目。在一些極為繁華的地段，也有一些村屋。這些村屋其實就類似于內地的“城中村”。他們有獨立的足球場或籃球場，有一些俱樂部，周邊的綠化非常好。
為什麼這些村屋被保留下來？原因就在于村屋的主人擁有法律保護的產權，在與開發商的談判中，如果他們發現自己房屋的售價低于市場價，他可能選擇不賣、不搬。而開發商也是如此，如果他發現這些前期的開發費用遠大于今後可能取得的利潤，他也可以不做這單生意。
但是，在內地，為何越來越少這樣的村落呢？是因為開發商的規模越來越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同時加大，談判就成為強勢方的決定。沒有一個村落可以自發或者憑市場的力量保存下來。一些開發商屢屢與權力相勾結，從而出現反復濫權行為，很容易就能實現對市場的操控，一夜暴富，其富豪人數佔據了中國富豪榜的多數位置。
曾經看過有關鄭筱萸案的一篇評論，文章把圍在鄭身邊的那些藥商稱為“野蠻資本家”。野蠻資本家的共同特徵就是，經濟上有一定的實力，政治上有一定的背景。他們甚至可能獲得“紅頂帽子”。他們不顧消費者的利益，普通民眾的利益，只要所得能夠大于給官員的行賄費用，野蠻資本家的“事業”就會越做越大。
北京師范大學的一份報告說，到2007年底，開發商通過規范渠道的囤地規模約為8億平方米。從理論上說，開發商囤地是需要成本的，不僅要付融資的成本，而且還有被回收的風險。但為何開發商敢這麼做，因為他們有相應的渠道可以拿到便宜的土地，可以蒙住土地監察部門的眼睛。一句話，就是有權力為資本效勞。
許多人認為，《土地儲備管理辦法》出臺可以有效遏制囤地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判斷有些樂觀。我國自1996年實施土地儲備制度，新規其實對具體操作流程和相關管理辦法作了更詳細的說明。當然詳細的規定會增加鑽空子的成本。但辦法本身並沒有解決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合謀的可能。辦法中沒有規定不經過土地儲備的地皮出售是違法的。辦法也沒有規定如果防止土地儲備中心自己囤地的行為，因此，根本的問題並不能得到解決。
權力資本化的現象曾廣泛出現在南美洲、印度尼西亞、俄羅斯等一些國家和地區，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長遠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損傷。作為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由于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法規和管理機制不完善，或多或少會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勾結，利用市場體制缺陷和管理不規范，設定市場遊戲準則、壟斷一定的資源、盜竊公共財產、實現權力資本的價值增值並損害公共利益的腐敗現象。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是要一個權力資本化下的市場經濟還是法治的市場經濟？答案不言而喻。但是如何從一端邁向另一端，徒法不足以自行，斬根則需要有完善的制度相配套。（吳木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