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一個角度來看，大張旗鼓地公布領導電話，公眾也表現出熱切期待，這本身反映了一種社會生態，即大小事情必須找政府，最好是找到領導。
剛剛上任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要求將昆明市委、市政府副處長以上所有官員的職務分工和辦公電話向社會公布。《昆明日報》用4個版面刊登了這些“領導電話”
，報紙被市民搶購一空。從媒體的反響來看，基調是歡呼新官魄力，並期待他為多年沉悶的當地官場帶來新風。不出所料，第二天便有人照著號碼一一撥打，並統計“接聽率”了。有人聽也好，沒人聽也好，事情本身就是新書記和老百姓第一次通話成功。
昆明公布領導電話一事，顯示作為地方最高領導的仇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動力來源，在勤政和廉政兩個方面，給龐雜的政府機構和官員施加新的壓力。它也確實在政府和民間帶來了震動，因為這樣的措施表明了新的領導班子試圖直接聽取民意。不僅如此，副處級以上官員都公布電話，其效果會使民意的壓力從基層的窗口部門，即所謂“街頭官僚”那個層次，向中層以及高層延伸，使他們失去行政屏障，成為“裸官”。
不難設想，這會促使當地政府官員改變作風。首先，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方面的緊急事項，可能會更方便地通達領導層次，避免信息層層傳遞而可能有的延誤與扭曲。其次，上級將擁有了解下級工作狀況的多一種渠道。再次，官員因此必須學會面對公眾說話，包括直接對媒體和記者說話，那種“市長不是你說要見就見的”之類的阻擋將失效。最後，這自然對提高信息公開和政務公開的程度很有好處。
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大張旗鼓地公布領導電話，公眾也表現出熱切期待，這本身反映了一種社會生態，即大小事情必須找政府，最好是找到領導。而在一些發達國家，許多人幾乎一輩子不必跟政府打交道而過自己的日子，與此前者形成鮮明對照。另外，政府的科層制結構，本來就是為了管理社會事務的方便而設計出來的分工。如果公眾都很熟悉這種分工而不會亂打電話，那當然最好。而如果很多電話都要打到領導那裏，就反映了程序分工的失效。
換句話說，事情越來越多，政府機構就越來越大，大到了誰都推不動的時候，只好要求大家都去聽電話。這就是改革的新困境：單靠在行政程序上反復做文章以求吸納社會矛盾，會使行政程序負荷過重而發生種種紊亂，既掌管一切而又管不好一切。
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行政機構公布一切聯係方式，特色在于非常注重各種事項的分門別類與程序上的詳細指引，並盡量提供高科技的、人性化的聯絡服務方式。但是，一般不公布具體職位上的人名，這也是一種公務上的合理保護。另一方面，民意代表和政治領導人公布聯係方式則是“入行”的基本條件，事實上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反復尋求與公眾接觸。
在我們這裏，政府機構的辦事作風與聯係群眾的態度仍然需要不斷改善。但是，社會中存在如此強烈的各種訴求與期望，表明政府的信息進入渠道有待拓寬。但這不是靠行政部門的調整和公布領導電話能夠根本解決的。改革人大係統和政協係統，使他們更廣泛地發揮反映民意、監督政府、政策辯論的功能，是迫切的改革需求。壓縮政府職能、使市場和社會具備自我運行和調節的機制，其實是更根本的社會訴求。（郭巍青 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