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戊子年的春節留給中國人許多揮之不去的記憶，雪災、冰凍以及幾位偶像級藝人的艷照等等，據說都是百年不遇的事件。相比之下，讓人習以為常的民工潮、春運之類，確乎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如果不是有人指斥鐵道部“抗災不力”，聲稱要把“鐵道部的人撤職”，鐵道部發言人針鋒相對稱其“既違背實事又違背常識”，雙方火藥味讓人瞠目結舌，縱然春運問題再突出，也沒有新聞價值。
我認真地看了廣州市政協副主席郭錫齡“炮轟”鐵道部的全文，也拜讀了媒體對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的訪談錄，其中有許多言辭語氣很情緒化，尤其鐵道部對于批評的態度，套用王勇平先生的話說，“讓我感到驚訝，難以理解”。其實，對于這樣的現象，在網絡時代人們早已見怪不怪，如今的許多事情往往都是越想搞明白就越胡涂，直至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追問的興趣，最終不了了之。
不過，這個問題似乎不像娛樂圈裏的八卦那麼簡單，因為王勇平特別告訴網友，“廣州市委的主要領導同志已經明確表示，個別同志極不嚴肅、極不負責任的公開言論，決不代表廣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協。”言外之意無非是說“個別同志”的言論只能代表自己，而這樣的普通人根本就沒有資格和鐵道部“掰腕”。這未必不是另一種“既違背實事又違背常識”的說法，憲法賦予了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權利，他有責任對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提出質疑。就算郭錫齡是個普通人，履行公民的天然權利也理所當然，倒是動輒就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讓人覺得不靠譜，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違背常識”。
換個角度說，既然知道郭錫齡只代表自己說話，卻以鐵道部的名義對其橫加指責，首先缺乏一個新聞發言人應有的風范，在不經意間表露出了“鐵老大”的霸氣。其實，郭錫齡的提出的不過是大部分中國人想問的問題，只要上網搜索，每年春運期間民眾對鐵道部的質疑就層出不窮，這些呼聲並不是因為雪災才有的，而是多年來老百姓對鐵路部門唯利是圖的強烈不滿。最有力的實事是，不久前鐵道部長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提出“盡快完善應急搶險設備設施”，倘若雪災中鐵路部門的措施得力，各種工作井然有序，所謂的“完善”不是多此一舉嗎？
有人認為，在整個抗雪災的過程中，鐵路部門做了不少工作，為疏運滯留旅客付出了大量的勞動，精神可嘉。這當然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農民搶收搶種、警察危難之際救人，每個職業的責任與利益向來同等，即使成功完成疏運350萬旅客是壯舉，其中凝聚了鐵路幹部職工的心血和汗水，也沒有理由當成績去炫耀。作為全國惟一的鐵路運輸機構，承擔著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如果不能成功疏運旅客，不能與黨政軍民齊心協力，那就不僅是“抗災不力”，而是嚴重的瀆職。
也許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地方政協委員與中央部委“叫板”，因為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了官場上相互吹捧、相互粉飾的語境，對這樣的唇槍舌劍非常新奇。于是，各方輿論爭相傳播，各種聲音此起彼伏，使這一事件迅速升溫並趨于白熱化。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社會輿論的跟進並沒有使郭錫齡快慰，據新民網2月20日報導，記者採訪輾轉採訪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身邊工作人員不否認他遭受到了巨大壓力。旁觀者無從洞察這樣的壓力來自何方，也不必猜測這種“壓力”將會反彈出多少話題，既然鐵道部可以說自己疏運旅客是壯舉，那麼郭錫齡擔當起反映民意的職責算不算也是壯舉？不管郭錫齡的意見是否正確，鐵道部都應該以寬容心態對待，而不是對建言者進行道德式的責難。進一步說，國家總理尚且冒著嚴寒站在擁擠的火車站向民眾表示歉意，鐵道部憑什麼就不能接受一個政協委員的批評意見呢？
眾所周知，社會輿論之所以大都站在郭錫齡一邊，一方面是因為鐵路部門與民眾積怨太深，憑借著壟斷地位變相提價、宰客現象嚴重，他們早已把“人民鐵路為人民”的理念拋到了天外；另一方面是中國人自古崇敬義士，所謂的“俠肝義膽”直到今天仍然是不畏強暴，不計得失，主持人間公道的代名詞。這樣的俠義之士是古代處于被壓迫境地而無力自救者的一種精神寄托，就像期盼“清官”只是古人可憐的自我麻醉一樣，今天的人們寄希望于某些人和部門的“自律”無異于與虎謀皮。
中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輿論監督？這是個原則性問題。鐵道部對待不同意見如此頤指氣使，連政協委員依法議政都置若罔聞，更不要說他們會把社會輿論監督當回事了。我不相信在此次天災中鐵道部做得完美無缺，甚至沒有一丁點值得反思和總結的地方，至少拒絕批評的心態就不可取。既然發言人王勇平要求人們倍加珍惜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的結果，那麼，社會力量重要組成部分——公民監督權，是不是同樣值得他們珍惜呢？（王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