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
----謹以此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
張賢亮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倡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國整部20世紀史上，其規模及深遠的社會影響，我認為大大超過"五四運動"。那不是啟蒙式的、由少數文化精英舉著"賽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種迸發式的，是普遍受到長期壓抑後的普遍噴薄而出；不僅松動了思想上鎖鏈，手腳上的鐐銬也被打破，整個社會突然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從高層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國人幾乎人人有話說。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從人的解放開始。沒有人的解放，便沒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們才將那個時期稱之為"第二次解放"，並且我以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還在銀川市附近的南梁農場勞動。職業是"農業工人"，而身份卻很復雜，頭上戴著好幾頂"帽子"。為什幺說"好幾頂"呢？頭上戴著幾頂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嗎
？難道我是傻瓜或腦袋麻木？當然不是。但那時我確實不清楚。現在我們就來算一算：一頂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兩頂帽子是"實"的。"實"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進個人檔案的。可是什幺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當我在電腦上輸入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讓現在50歲以下的讀者能夠理解的時候，我突然感到無能為力。這要比寫小說困難得多。雖然小說有想象的、虛構的成分，但我的寫作能力基本還可以勝任，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說為證。可是，如果限制我發揮想象力，不加一點虛構地描述那個荒謬的年代，真實地反映那一段歷史，我必須絞盡腦汁字斟句酌，仔細推敲。可是，我發現，這一來，我就陷入了要步步為營的迷魂陣。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其實，我們現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係統，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于古文和現代語文之間的差別。孔子說了句"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代漢語只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吃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到的詞語也加以解釋。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雖然這已經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鼠標即可，並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可是那樣一來，文章就成了資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現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頭文件，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只有極少數人掌握，絕大多數人只能受其擺布，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譬如，就拿那時的"正式文件"來說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絕對是非正式的，是個笑話。可是，我說中國人就曾經生活在那種"非正式"的"笑話"之中，而且長達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讀者又會把我的話當作笑話。難就難在這裏。且讓我用事實來說話吧。
首先，是由誰來決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各地各單位揪出的"右派"當然非常之多，因為那時訂有指標，上級規定是按本地本單位人數的5％來"打"（你看，這個"打"字又須有注釋，但類似的詞語太多，此處只好從略）。因為中國人特殊的政治積極性，"打"出來的"右派"會大大超過這個百分比，所以，最後總應該有個決定性的權威機構。這個決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機構叫做"五人小組"。各地縣、處級以上單位都有這樣的"五人"。可是這"五人"具體姓什名誰，各地各單位的普通群眾是不知道的。你說是主要負責人吧，可是轉眼間這個主要負責人也成了"右派"，可見，還有更高層次的"五人"。總之，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別問出處，也問不清楚。這樣一下子，全國就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當時全國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數只有550萬－600萬。55萬之說見于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文件，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目；550萬－600萬之說見于1956年公開發布的統計數字。
這裏，我仍忍不住想說說這個"打"字。"打"一詞，在"反右運動"中是政治積極性的褒義詞，我沒看過當時公布有某某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一說，可是後來給"右派分子"平反時，又一律稱為某某人被"錯劃"的說法，其實應稱為"錯打"才對。
好了，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這是最可靠的。
我發表長詩《大風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斥大風歌》。《人民日報》今天仍有很高的權威，當時簡直就是"聖旨"，于是我當仁不讓地成了"右派"，受到處理"右派分子"的頂級懲罰：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
"正式文件"是怎樣的呢？當時壓根兒沒給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時，給我平反的有關單位從我的個人檔案裏只找到一張21年前押送我到勞改農場的小紙片，類似"派送單"這樣的東西。我名字後面，填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沒有一份證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據，更沒有說明為什幺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這張紙我見了，只有巴掌大，紙質脆薄，比現在公共廁所裏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我認識這種紙，那叫"雪蓮紙"，用稻草造的，因為它不經磨損，不耐存放，一般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而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跡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然而，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文件的范圍內，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可是，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怎幺辦呢？
幸好，這已經是1978年，開始實事求是了。原來我的大麻煩，即當年《人民日報》及地方報紙、文學刊物對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證明，從而讓我有資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
"不幸"與"幸"的轉換，需要我等待22年。後來，我碰到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導，問他當年為什幺把我定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著說：你只發表了一首詩，沒有其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盡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訂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我理解他們的寬厚，"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中，看起來只有"壞"沒有政治性。他們哪知道後來"地富反壞右分子"統通在一個菜籃子裏，最後"一鍋燴"了。我也笑著告訴他：到了地獄，不分你是吊死鬼還是餓死鬼，都是一律同樣對待的。他卻說：那不是你的一筆財富幺？不然，你怎幺能有今天？于是，那個"五人小組"又倣佛成了我的恩人。這樣看來，"五人小組"能網開一面，當然也能指鹿為馬，把不應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樣也說明了，當年報刊雜志上的白紙黑字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眾口鑠金"的功能，都可以作為罪證置人于死地。當年，眾口一詞很快會轉化為約定俗成，大家說你是什幺，你就成為什幺，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為這張薄薄的"雪蓮紙"，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戶口本、身份證上填寫的卻是1938年出生。這也來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勞改釋放，手拿勞改農場給我開具的釋放證到分配我去就業的農場報到。這個我去就業的農場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勞改的農場。這幺說似乎有些繞口，幹脆點說，就是我從這裏出去勞改一趟又回來了。農場政治處幹部看看釋放證，丟給我一張紙，那是照例要填的農場工人登記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欄，我如實地填上"1936年"。幹部淩厲地打量我一眼，說：你明明生在1938年，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問：哪來的1938年？幹部指著釋放證說，你看，你看！這上面寫得清清楚楚的，你還耍頼！好象我非爭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釋放證，又是那倒霉的"雪蓮紙"，勞改農場幹部用沾水鋼筆寫1936的"6"時可能沾了一下鋼筆水，6在紙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幹部犟嘴，他說是8就是8吧。這個"正式文件"從此之後減了我兩歲，不知是否能讓我多活兩年。
費了這幺多筆墨才大致把當年所謂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這個"明白"也是我自以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讀者能否明白。回憶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這句成語，我想，自古以來沒有哪個時代中的人回憶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國的變化不僅僅是世代之隔，簡直就是兩個世界之隔。由此產生的老少之間的隔閡不止是代溝問題，根本上是陰陽兩界的問題。所以，世界上沒有其它國家在老少之間的交流上有我們中國人這樣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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