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只是表功，那麼對民主的發展意義並不大。因此，官員述職不但要談成績，更多的要談“不足之處”。
政府官員公開述職成了時下的關鍵詞，已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普遍關注。據報道，近期江西省贛州市8位副市長根據各自的分工，把全年的工作公諸媒體，舉行領導年度公開述職會。公開述職還採用電視、廣播電臺和互聯網現場直播的方式，市民可以通過現場開通的熱線電話，或是手機短信以及網絡提問的方式參與到述職活動中，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在這之前的2005年7月，溫州試行過官員述職電視直播，珠海、南京等地也都有過類似的做法。
政府官員主動面對媒體公開述職，擴大了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權，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確有好處。不過，我們對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要理性看待，對它的現實作用不能估計過高。
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它目前的形式意義遠大于實質意義。從新聞媒體報道的相關資料看，江西省贛州市8位副市長的述職，幾乎都是完成GDP多少、財政收入多少等政績，我們沒有看到其它方面的介紹。政績不可抹殺，為老百姓辦實事固然值得稱道，但這也是政府官員應盡的天然職責。如果只講政績沒有其它，其實是向群眾報功。
胡錦濤總書記在很多場合及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多次要求全黨樹立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報喜不報憂的直接後果是粉飾太平，忽視困難與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問題從現象上看是政績，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就未必如此。如有的地方花天價把基礎設施修建得十分漂亮，然而耗費的資金超過了地方財力的承受能力，欠下了巨額債務，當地群眾的生活水平低下，這在我國特別是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方並不鮮見。當地群眾與下一屆政府今後不得不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這是政績還是失誤很難說清楚。
特別要警醒的是，有的地方領導幹部在述職中描繪的所謂輝煌政績，背後卻掩蓋著嚴重的腐敗，陳良宇在上海就是這樣。政府官員在媒體述職如果只是表功，對民主的發展意義並不大。因此，官員述職不但要談成績，更多的要談“不足之處”。
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並且可以接受公眾提問和質詢，在目前情況下，很難保證提問與質詢的質量與效果。如果政府官員在公開述職前向市民公告，有意願參與的公眾一定會有所準備，但我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報道。如果是事先設置了提問人或者互動對象，這樣的提問就是公然作秀，毫無意義。如果事先沒有設置對象或互動對象，群眾沒有任何準備，短短幾分鐘的提問與質詢時間，個別公眾也只能就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簡單現象提問，很難涉及較大的事項與實質性問題，更談不上問政問責質詢。一般說來，問政問責質詢需要有很深的專業知識和廣泛的代表性，要對質詢的事務有相當深度的了解，這往往應當由專家或者民意代表來行使。突發臨時性的問政或問責，質量一定不會高，不會產生公眾期待的效果。
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還沒有納入法治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軌道，目前各地的探索和實踐還處于初始階段。政府官員述職的質量在于述職的參與對象和評價對象，並非人越多范圍越大就越好。如果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只是起宣示性作用，這樣的述職就沒有實際意義。政府官員在哪裏產生，就應當在哪裏述職；政府官員對誰負責，就該對誰述職。對無窮大的對象述職負責，最後是對誰也不負責。我們要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出完整的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的規則，從而提升政府官員在媒體公開述職的質量，以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新需要。
（趙厚釗 作者為中共攀枝花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