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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走入“法治民主”道路的必然性
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當時中國年進口糧食兩千萬噸。城鎮商品嚴重匱乏，農民的生活水平更低。中國城鄉居民迫切希望改善生活，解決老百姓的“菜籃子”、“米袋子”和穿衣住宿問題成了當時最重要的社會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順應民意，大得民心。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恢復法制和加強法律制度勢在必然。所以，1978年至1996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都是在加強法制、維護穩定的前提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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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層民主建設路在何方
理清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病根後，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就是如何化解矛盾，找到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路徑與方向。依筆者之見，要在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無疑需要我們從解決問題的根本入手，不斷改革創新基層民主建設方法，積極營造有利于民主建設的良好環境。詳細>>
經濟自由?社會公平?宏觀調控
在現代市場經濟的體制和制度建設中，政府是一個重要主體。事實上，政府職能作用的正確發揮，已內化于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成為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可以說，現代已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是不需要政府監管和調控的，政府已不僅是“守夜人”，而且成為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推動者。為了“熨平”市場的周期性波動，反周期操作的宏觀調控伴隨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但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並不是對立的。政府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貫徹落實，需要充分市場化的傳導中介和微觀經濟主體。譬如，對于軟預算約束的行為主體來說，提高利率並不能抑制其貸款和投資衝動。事實說明，如果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宏觀調控的作用就要打折扣，代價就會較大。可見，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需要宏觀調控，而高效的宏觀調控又要以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為基礎。詳細>>
80後的價值觀可能帶來的社會變革
講述80後一代年輕人成長歷程的電視劇《奮鬥》劇照。（資料圖片）
盡管社會不能圍繞著他們轉，還要給他們考驗、困擾甚至迎頭一擊。但他們仍然自信，仍然不知天高地厚衝撞磕碰。他們不全是為金錢活著，也不全是為名利奮鬥，更多的是為自由、為愛情、為與自己十分憎惡的平庸而奮爭。他們對虛偽的價值觀表示藐視，但藐視的方式不是背道而馳，而是不理不睬。陸濤與身為房地產巨商的生父的衝突和較勁，就主要體現在價值觀層面上。這個年輕人並不拒絕財富（豪宅、豪車和豐厚的酬金），但這並不妨礙他對生父的價值觀的排斥。陸濤曾表白道：“我要好好想想，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要想，如何度過我的一生，我還要想，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段話，雖然說明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80後年輕人在價值觀上的不確定，還存在著某種彷徨和迷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妨礙他們的行動以及對生活和感情的選擇。 詳細>>
文化認同的條件、動力論
有了認知才能有認同。文化認同，尤其是對外來文化價值的認同，足以瓦解一國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國人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既是該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內在因素。因此，"文化軟實力"概念不僅彰顯靈魂與旗幟在國家興亡中的獨特作用，而且詮釋著保持、發展、提升文化認同和共識，對于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意義。
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四大文化建設基本內容中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等，都包含建立最廣泛的文化認同之義。認同，與認知互為因果，是對認知的選擇與升華；使認知轉化為廣泛高度的認同是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經之路。為此需強調促進文化認同的幾項要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實現文化認同的條件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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