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
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裏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于，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兇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個真實故事的背後，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文盲佔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佔20%；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為此，毛澤東下定決心要迅速改變這一面貌，要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礎上實現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先後部署掀起掃盲高潮，並取得了巨大成效。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1949年底，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新中國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根據這些方針，我國對舊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余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但是，怎樣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掃盲。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在9月27日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
這種方法正是毛澤東一直關注的。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的堅決倡導者吳玉章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地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對吳玉章的建議，毛澤東極為重視，把信批轉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祁建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造了《速成識字法》。1951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只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採用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祁建華寫的《“速成識字法”的創造經過》。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于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范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一致認為，在廣大勞動人民及工農幹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國家實行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同時是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各級領導應以歷次革命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運動，並須定出計劃，以期在今後五至十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文盲。會議還指出，掃除文盲的標準，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和寫三五百字的短文。
為了加強對掃除文盲工作的具體領導，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兼黨組書記）、林漢達、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設辦公廳、城市掃盲工作司、農村掃盲工作司、編審司。
掃盲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這些經驗的推廣，使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面。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余學校。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被提到重要地位上。
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
9月，毛澤東看到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十分欣喜地表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毛澤東在這份報告的按語中，提出了消滅文盲的問題。他說：“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中才能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他認為在這方面，“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很讚賞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他號召說：“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倣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並就教學內容和教材作了詳盡的指示：“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二三百字。第二步，再進一步學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各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由從事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小范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後，毛澤東還親自制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就在這種背景下，掃盲運動又再次發動起來。
12月1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于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社論。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發布《關于評獎掃除文盲優秀教師、優秀工作者、優秀學員、先進單位的暫行辦法》、《頒發識字證書及業余小學、業余中學畢業證書暫行辦法》。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把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的社論，提出：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大規模地開展掃除文盲運動。于是，掃盲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掃盲協會的宗旨是：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協助政府廣泛地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和群眾力量，開展掃除文盲運動，按照國家計劃如期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決定》指出：在全國范圍內積極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決定》還制定了掃盲的原則、對象、標準和目標。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採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余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採取了“農閒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復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麼方便怎麼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後，生活和生產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員在掃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文化技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骨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