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民軍總司令深情回憶 我與陳賡相識在戰場
1950年春，在越南抗擊法國殖民者的邊界戰役中，我認識了陳賡同志，並和他一起工作，而胡志明同志早在1924年底就已認識了陳賡(注：大革命時期，胡志明曾化名李瑞，任孫中山先生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秘書)。他說，那時的陳賡是黃埔軍校的一個年輕、聰明、活潑和非常能幹的學生。
越南在“八月革命”勝利後的5年時間裏，一直獨立抗擊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圍剿。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胡志明主席于1950年初才有機會重赴中國。
胡(志明)伯伯到北京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見面時，他們告訴胡伯伯，毛澤東主席將在蘇聯會見他。
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毛主席會晤時，胡伯伯建議蘇聯為越南提供10個步兵師和1個高炮團的裝備。斯大林說：“越南的要求不高，如果蘇聯和中國分工,一定能滿足越方要求。蘇聯當前對東歐國家還存在許多憂慮，由中國先向越南提供援助。中國沒有的裝備，可以先將蘇聯提供給中方的裝備援助越南，然後再由蘇聯償還中國。”斯大林說：“中國不會有什麼損失，因為援助越南的裝備是舊裝備，而中方將獲得蘇聯償還的新裝備。”>>>閱讀全文
懷念陳賡
傅涯
轉瞬之間，陳賡離去已42年了。這期間，他的神態時常浮現在我眼前。20多年相識相知、共同生活和戰鬥中的不少往事，至今難以忘懷。今年2月27日是陳賡同志百年誕辰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的思念之情，愈加濃重。
一
為尋求抗日救亡出路，我于1938年4月從老家浙江上虞奔赴延安，進入抗大總校第四期學習，畢業後，在總校文工團當團員兼秘書。1939年經林老（林伯渠）談話後入黨。7月，我擔任文工團民運組長、婦女組長後，即奔赴抗日前線。
1940年5月，我們在山西武鄉縣蟠龍鎮演出。我們3個女團員到抗大訓練部長王智濤家借道具時，“巧遇”陳賡，他在那裏養病剛出院。聽到陳賡在講：“會昌戰鬥受傷的時候，我當時真想開槍自殺。想想自己還年輕，活著還能為共產主義奮鬥，我就裝死了……”他的話引起我的注視。他沒有絲毫的掩飾，既直爽又沉穩，我對他產生了尊敬感。
不久，我們團下他們部隊演出，我們單獨見面了。他對我說：“我這個人有許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女朋友？”話是誠懇的。我考慮過：他有4種經歷，上過軍校，有知識有文化修養；在城市白區工作過，能不為酒色所動；被捕過，立場不動搖；打過仗，不怕犧牲。特別是他對妻子王根英烈士的懷念，讓我感覺到他對愛情的忠貞。我告訴他我有未婚夫（表哥）。他沒有勉強，只是說：“政治方向很重要。”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後來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行動常變，不易通信，而陳賡不變的誠摯信息不停地傳來。
1943年2月，我們在太行三分區專署演出時，陳賡從一二九師師部打來電話，說要結婚。這期間我也收到表哥的來信，他不準備到延安。既然如此，我們只有各奔前程了。但馬上結婚並無思想準備。陳賡在電話裏批評我：“既然定了，你就別小資產階級意識了。你快回來吧！我明天派警衛員帶馬來接你！”
第二天下午，陳賡在村邊迎候。他表白了他的諾言：“一、我會尊重你的革命事業心，不會妨礙你對前途進取的努力；二、也不會把你調到我的身邊做秘書；三、我會愛你到永遠，這是真心。”陳賡就是這樣一個感情豐富、愛情專一而又樂觀豁達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別人的選擇，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
來到一二九師師部，在劉鄧首長騰出的一間西屋裏，陳賡打起結婚報告，我在上面簽了字。組織部長張南生和劉鄧首長、政治部主任蔡樹藩早就議論過，都同意。他們看過我的檔案，知道我家是進步的，我哥哥秘密工作者的身份他們也知道，結婚報告當即就批準了。
婚後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同志在師部大院裏請了二三桌客，就是多加了幾個菜，和師長、部長等人一起吃飯，沒有其他客人。我記得那天是2月25日。我的老領導羅瑞卿對我說：“你算找著了一個好人。”第三天，我們就出發回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軍區司令部。
二
我覺得自己還年輕，想快點為黨工作。陳賡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只在太岳軍區司令部大院裏住了幾天，區黨委工作隊就分配我到冀氏縣（今安澤）去搞“雙減”，建黨建政。幾個月後又將我一個人分配回桑曲村，與陳賡近了。他對我們發動群眾很讚賞，鼓勵我與群眾同甘苦。他也很關心我，給了我一床線毯當褥子，還把報紙捎給我看，幫助我學習，真心希望我進步。星期六或從外面回軍區司令部駐地時，我去陳賡那裏住一晚上。有時一忙，很久也顧不上回去，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佃中農毛毛家。因為司令部門口有站崗的，群眾找我不方便。
陳賡是個大事講原則的人，誰也不能動搖他為戰爭勝利所制定的原則，即便是親密戰友，以至恩愛夫妻，也是如此。他可以為戰爭付出個人的一切，但不能失去原則。
解放初期，我隨陳賡南下，曾擔任雲南省婦委委員、省婦聯籌備組代組長，工作很忙，又要料理家務，照顧幾個孩子。剛剛解放的雲南百廢待興，治安又不好。我除了上班，還要抽出時間協助陳賡做統戰工作。經常有一些社會名流被陳賡請到家中，或到他們家裏。經過他的說服工作，這些人重返工作崗位，為雲南的社會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接待中，陳賡從不以勝利者和高官的姿態自居，總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的工作作風對我的影響很大。
1951年三四月份，陳賡組建三兵團入朝班子時，他的左腿踝關節腫痛，不能立即赴朝。幾位參加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大姐來看陳賡時說：“少奇同志在組工會議點了你的名。”但不說內容，故意逗陳賡。但最後還是告訴了他：“少奇同志說你們不要以為陳賡是個吊兒郎當的人，他往往在最關鍵的時刻總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是表揚你呢。”的確如此。
陳賡外表看起來挺健壯，結婚以後我才知道他身上多處有傷。由于連年徵戰，解放後仍馬不停蹄，從越南到朝鮮，惡劣的環境加重了他的傷情，戰傷時有發作。對他的身體來說，1957年是個轉折點。這一年他特別忙。2月下旬到南方檢查工作、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從上海出發勘察沿海島嶼、研究問題，半夜不舒服，洗冷水澡的時候摔倒在澡盆邊，斷了3根肋骨。我去火車站接他時，是用擔架抬下來的。回到家裏，只見胸部貼了一塊很大的膠布固定，也不住院，只在家裏休養了十幾天。
這年9月，陳賡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10月間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參加海陸空軍部隊聯合舉行的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
從上海回來，我發現他臉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覺疲勞，跟我說：“傅涯，我可能堅持不了了。我得請假了，我只能幹半天工作啦。”我有些吃驚。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勞的時候，他絕不會說這樣的話。可是他嘴上這樣說，仍然在緊張工作：軍委的機關建設他要操心，軍工他也得過問，甚至雲南方面的問題他也要解決。什麼事他都不肯放低標準，把自己搞得很累。
第一次心肌梗塞發作時虧得被小兒子發現，醫生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他在醫院住了3個月，回到家裏，醫生要他“全休療養”。不久，他就要求上班。醫生被他磨得沒有辦法，只好讓他上班試試。但他一旦開始工作，就又無日無夜地幹起來，而將醫生定下的規矩拋之腦後。他還有一大套“道理”呢：“工作不是算術，哪能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會不能開三分之一就休會，話不能講三分之一停下來……所以一工作還是得上全班。”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時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撫摸胸部。久而久之，襯衣那塊地方都被摸破了。可以想見，他是以怎樣的毅力在堅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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