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生意非常紅火的小營盤鎮青歌禮度假村如今門庭冷落，門上的鐵鎖銹跡斑斑，碩大的舞池上散落著一地的酒瓶雜物，一片狼藉。
這個度假村隸屬于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簡稱博州)鴻運公司，距離博樂市15公裏，曾經是遊人們的好去處。
“博州公安局以涉嫌偷稅漏稅查封了公司和賬本，三年多沒給
我任何結論，公司不能正常營業，經濟損失慘重……”昔日在博州響當當的農民企業家謝建平話語中透著無奈。
查稅逾期致使企業關門？
2004年11月4日，鴻運公司會計倪萍突然接到博州公安局經偵科電話，稱有人舉報鴻運公司涉嫌偷稅。當日，博州公安局經偵科將鴻運公司的所有賬本查封並搬走，同時查封公司財務室和辦公室。
“從2004年11月初到2005年10月底，我被要求協助查賬，查了將近1年，也沒查出鴻運公司有偷稅漏稅行為。”倪萍苦笑道。
查賬期間，因為沒有賬本，不能做年度審計報表，而營業執照也被公安局查封在辦公室，公司營業執照不能正常年審，謝建平曾多次到公安局申請對公司賬目進行年檢審計，打開辦公室拿營業執照，但一直沒有獲準。時任博樂市工商局局長巴特也與州公安局協商年審事宜，但公安局沒有答復。
2005年7月8日，鴻運公司因逾期未年審被依法吊銷了營業執照。
“工商局局長就打個電話說說，也沒發公函。”博州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長董梅認為，行政管理和刑事偵查並不衝突，執照被吊銷是因為工商局不負責任。
2005年年底，謝建平接到公安局通知，要求他把賬本拿走。
“我讓州公安局出個查賬查稅結論，可是他們堅決不給出。公司的營業執照吊銷了，兩個度假村也不能再經營了，這對我來說是滅頂之災……”謝建平眼裏充滿了淚水。
“按照規定，誰扣的賬本，誰查的稅，誰就應當出結論。”博州地稅局稽查局局長周建民說。
查稅結論3年未送達
至今，謝建平都沒搞清楚，到底為什麼查他們的稅。
博州公安局經偵科副科長張萬國說，2004年11月2日和11月5日，他們連續接到了博州地稅局稽查局兩張公函，公函稱，鴻運公司和鑫鑫汽車修理廠涉嫌偷稅，請求公安局協查，並于15日內給答復。
12月2日，公安局經偵科對鴻運公司進行立案偵查。
張萬國說，鑫鑫汽車修理廠實際上也是謝建平的企業，但法人代表是其妹夫牛勝利，因為找不到人，所以沒立案。
據博州地稅局稽查局局長周建民介紹，按程序，如果發現企業偷稅漏稅，首先是由地稅局下通知，要求企業補繳稅款。如果企業拒不申報，由稅務機關追繳並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查稅期限最長不超過3個月。
“公安局查稅前，我們並沒有收到稅務稽查局的報稅公函。”謝建平說。
周建民說，不管企業是否構成偷稅罪，查稅部門都應該給當事人一個答復，如果委托移交到公安機關的，公安機關也應該給稅務稽查部門一個書面回復，稅務稽查部門要向當事人答復查稅結果。當初稅務稽查局為什麼委托公安局查稅他不大知情，但稅務局沒有接到公安局的任何回復。
2005年8月29日，博州公安局作出撤案決定，認定鴻運公司不構成偷稅罪。
但是，無論是周建民還是謝建平，都不知道公安局的撤案決定。直到本報記者2008年2月14日第二次到博州公安局時，在記者的一再要求下公安局才向記者出示了這份夾在檔案卷宗中的撤案通知書。
記者在撤案通知書上看到，經辦人于2005年8月31日連續撥打了當事人謝建平和其妻子的兩部固定電話，但沒人接聽，所以無法送達，落款日期是2007年7月某日。
事實上，州公安局2005年6月10日給州人大答復函中稱，鴻運公司有40多萬元的收入未入賬，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即使是在2005年9月1日州人大召開的協調會上，公安局也沒有提及這份撤案通知。
張萬國說，按照規定，公安機關如果沒有立案，要給報案人一個不予立案通知。如果撤案，也要給當事人送達撤案決定。“我們給他打過好多次電話，一直找不到他，無法送達。”而博州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長董梅則認為，案件撤銷並不需要通知當事人。
直到2008年2月15日，謝建平才從本報記者處知道了這份撤案通知書。
無端查稅源起14年前？
謝建平認為，這次莫名的查稅，可能源于他與公安局的一些經濟糾紛。
1994年12月，博州公安局準備建立一個機動車安全檢測站，由于缺乏資金，想尋找一個合作者，州公安局選擇了謝建平。1995年9月5日，博州機動車檢測中心正式成立。
隨後，經博州人民政府牽頭，博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代表甲方，謝建平代表乙方，在博州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親自起草的合同上，雙方簽了字。
合同規定：“檢測中心”每檢一車輛，甲方分得毛收入的30%，乙方分得毛收入的70%。分成每月兌現一次，復查費、調校費以及修理費全部歸乙方所有，檢測中心的一切開支均由乙方負擔。
雙方約定，8年內不與任何第三方簽約建立、轉讓機動車檢測線，並保證每年全州屬于檢測范圍內的機動車進“檢車線”檢測。甲方應保證全州車輛年檢率必須達到70%(國家規定是80%)，不足部分由甲方受益補足乙方受益。
1996年，州公安局拿到了近30萬元的分紅。
據稱，公安局認為這樣的分配不公平，但謝建平不願更改合同。
“謝建平的態度讓公安局不滿意。公安局禁止全市車輛到檢測中心檢測，檢測任務由交警支隊派出的流動車承擔。”一位知情人士說。
機動車檢測中心沒有了業務，只好關門停業。
其間，謝建平多次到州人大、州政府反映情況。1997年9月5日，經多次協調，重新調整了分配原則，雙方在由州體改委起草的《聯營協議書》上簽字。
2004年合同到期，雙方清算資產時出現分歧。州公安局認為謝建平未能按時歸還貸款，謝建平認為車輛檢測率只有40%，沒有達到州公安局承諾的70%。
幾經協商，雙方也未能達成統一意見。
2004年11月4日，州公安局突然到檢測中心以查稅的名義將鴻運公司所有賬本查扣；12月3日，公安局又以違約為名，關閉了檢測車間。
公安局知法違法辦企業？
對于州公安局與鴻運公司經營的檢測中心，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會主任武立德(原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州長)回憶說：“在1995年解決雙方分歧時，我們州政府就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央、國務院是有黨政機關不準經商辦企業的精神的。”
“于是，由博州黨委辦公室、州人大辦、政協辦、紀檢辦、政法辦等召集緊急會議，並進行了專門研究，當時也通知了州公安局參加。會議結束後，立刻給其(州公安局)下達了政府工作通報(第25期)《關于盡快整頓車輛檢測中心會議紀要》，明確州公安交警支隊作為行政執法機關不能作為聯營的主體，應立即變更，徹底與企業脫鉤，由其下屬事業單位與鴻運公司聯營組建車輛檢測中心。車輛檢測中心必須按照國閱(1993)204號會議紀要精神和公安部《機動車輛安全技術檢驗站管理辦法》進行規范。”
“在1997年簽訂第二份《聯營協議書》之前，州公安局負責人主動找到我說，甲方代表變成了州公安局的下屬單位博州機動車駕駛員培訓中心，以後就由博州機動車駕駛員培訓中心和我簽訂合同，但每年30%的分紅還是直接上交州公安局財務部，讓我趕快去博州工商局注冊成立個公司，並說以前合作關係不規范，現在規范了，這樣雙方才能成為真正的聯營實體。”謝建平回憶說。
2005年，鴻運公司準備將博州公安局告上法院。但法院的人告訴謝建平，與鴻運公司簽訂《聯營協議書》的甲方博州駕校培訓中心已經在2002年歸屬于州技工學校，因此甲方州駕校培訓中心主體實際已經不存在，法院無法受理。
在一份州公安局給自治區公安廳的情況說明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解釋：“檢測中心是在當時各項法制監督機構尚不健全、人們法制意識普遍不強、公安機關經費保障較為困難的特殊情況下成立的。”“從1995年至2004年，在檢測中心經營過程中，雙方都有違反法律、政策的行為，目前聯營協議已經到期，再追溯聯營協議的合法性已沒有實際意義。”
“現在看來，州公安局將國家規定當作一紙空文！給我這個不懂國家政策的農民設下的是一個太深的‘圈套’？”謝建平說。
謝建平說：“好端端的一個企業垮掉了，我損失了上千萬元。如果是我經營不善，我沒什麼話可說；但這種情況我不知道該去找誰，誰該為這件事負責？”
行政執法權力要嚴格監督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校行政學部一位教授說，交通部在交公路發(1999)54號文中指出：“關于檢測站的性質，國務院國閱(1993)204號文件規定，‘汽車檢測站是獨立的、社會化、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因此，汽車檢測站是為社會提供車輛技術咨詢和檢測、診斷、技術服務的工商企業，是道路運輸市場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政府行政管理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條規定：“機動車安全檢測實行社會化”，“機動車安全檢驗實行社會化的地方，任何單位不得要求機動車到指定的場所進行檢驗”。這兩個規定打開了檢測市場封閉的大門，確定了汽車檢測業今後的走向。
他說，國家出臺了一個又一個相關政策，遺憾的是，很多黨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致使國家政策成為一紙空文，這種情況值得深思。
“從約束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的角度而言，將來應該是‘官告民’，而不是‘民告官’。任何權力、尤其是行政執法權的行使，都必須受到嚴格的監督和制約，否則就可能被濫用，甚至產生腐敗。”他說。(實習生
呂思思 記者 李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