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催生了眾多的“問題富豪”
落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經濟政治生態、企業治理結構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個別政府官員正是利用了這些缺陷和不足，與“問題富豪”結成特殊利益集團。
資料圖：“問題富豪”周正毅。 中新社發 IC/CNS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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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落馬不只是2007年的特色，但在2007年卻表現得非常集中，老問題新面孔式的黑色連續劇繼續並更加頻繁地在中國商界上演，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認真反思。2007年雖已過去，但2007年由落馬富豪所帶來的思考卻剛剛開始。是什麼催生了眾多的“問題富豪”？為什麼說“問題富豪”不是一天煉成的？又如何避免出現“問題富豪”？不言而喻，弄清背後的原因，是採取措施解決問題，防止“問題富豪”產生的前提條件。
富豪落馬源于“規范監督缺位、溺愛縱容下的野蠻生長”
有人歸納，無論是民營企業家還是國企負責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不是為“錢”，就是因“色”，而且在表現形式上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貪得無厭、自以為是。進而將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信仰缺位”，問題富豪是“在信仰缺位下野蠻生長起來的”。這種
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決不是問題的全部，把富豪落馬的根本原因歸咎于“信仰缺位”不僅有輕描淡寫之嫌，甚至可能掩蓋更為深刻、更具根本性決定性的深層次問題，不利于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加以改進。在筆者看來，也許這樣的說法更為貼切和恰當，即富豪落馬源于“規范監督缺位、溺愛縱容下的野蠻生長”！
正如被慣壞了的孩子必然飛揚跋扈、為所欲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最終葬送自己一樣，“問題富豪”就是被個別官員慣壞了的孩子，隨著它們的不斷成長壯大，問題越來越大的同時，膽子也越來越大，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財富欲望，佔有能夠帶來巨額利潤的更大市場，它們會突破“紅線”，超越法界，將法律規則、公共責任和他人利益完全拋到腦後，把公平正義、社會道德和法律底線踩在腳下，似乎整個國家和社會以及全體公眾都要為他們追名逐利讓路。玩火者必自焚，最終走向深淵，不僅葬送了事業，甚至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經濟的最大矛盾是缺乏資本，嚴重影響市場條件下的生產。為消除經濟發展的這一主要瓶頸，吸引外來資本的進入，利用更多的資本組織生產，在稅收和土地使用上給予優惠，是十分正確的政府舉措。事實上，這些政策帶來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然而，在不科學的發展觀的指引下，個別地方片面追求經濟總量和國民收入數據，把它當作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向上爬的資本，于是各地紛紛出臺優惠政策，陷入了優惠政策的血拼，為資本的牟利提供了全面周到的服務。個別地方政府直接站在資本一邊，公開叫喊“幹部就是為企業家服務的”，企業開辦一路綠燈，企業家更是處處享受特權。需要土地時，政府出面劃撥或廉價出讓；需要拆遷時，政府組織政法機關強制拆遷；需要資金時，政府協調或指令銀行提供貸款，即使對企業的環境污染、侵犯職工利益的違法事件，政府往往也能出面“擺平”。總之，企業家在地方政府那裏倍受呵護，甚至就是縱容和溺愛，因此形成了一些富豪無拘無束、無法無天、順昌逆亡、為所欲為的畸形人格，從而埋下了自我毀滅的基因。
每一個“問題富豪”的背後，都有著讓人看不透的影子
盡管一些“問題富豪”學識淺薄，有的甚至目不識丁，但有一點他們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項目，有急于賤賣的國有資產，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銀行更有用不完的錢。只要“靠上”政府或官員，那就等于把自己的吸盤插入源源不斷的財富河流，就可以迅速而無風險地聚斂巨額財富，成為世人矚目的億萬富翁。于是形成了我國一定時期特有的官商勾結、相互寄生、相互依存、相互“賄賂”的現象。這是我國經濟轉型和市場經濟初期的必然現象，畢竟在這一時期市場規則和法律規則都不健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行政權力也不規范，給權力留下了較大的尋租空間。這也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夜暴富、為富不仁的富豪的出現，是建立損害他人利益、侵吞國家利益基礎之上的，這樣的富豪讓社會公平正義的秩序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不僅如此，富豪們之所以能夠在出現“問題”時平安無事，是因為其手裏掌握的資本量巨大，由商及官，在官場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話語權，甚至能夠通過其代理人對一地的政策走向加以影響，從而為自己撐起一把馳騁政商兩界、遮風擋雨的全天候“保護傘”。嚴格來講，在健康的市場經濟和健全的法治社會中，這樣的事情是不容易發生的。然而，在中國卻不斷地上演著情節完全雷同的財富神話，迫使我們不得不從更宏觀的背景和帶有根本性的制度上找原因。具體來說，就是落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經濟政治生態、企業治理結構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個別政府官員正是利用了這些缺陷和不足，與“問題富豪”結成特殊利益集團。有人說，每一個“問題富豪”的背後，都有著讓人看不透的影子。這個特殊利益集團正是“問題富豪”背後那“讓人看不透的影子”。
消除“問題富豪”就必須打破其背後的特殊利益集團
其實，特殊利益集團在其他一些國家的經濟轉型時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在當前的俄羅斯，就存在著眾多產生于蘇聯解體和私有化過程的寡頭，有些寡頭甚至成為普京執政和推行改革的敵對勢力，為此普京政府與寡頭們開展了不妥協的鬥爭。在俄羅斯，寡頭特指那些由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相結合、操縱媒體、染指政治、幹預決策的最大資本的代表。它們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但發家史卻可以追溯到蘇聯解體之前，在當時短缺經濟條件下，他們靠違法經營和私有化掘得了第一桶金，而真正迅速發跡則是在俄羅斯宣布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全面實施向資本主義過渡以後。
“俄羅斯寡頭”實質上就是俄羅斯的特殊利益集團，是俄羅斯社會經濟轉型、私有化和政治權力與壟斷資本高度結合且極端發展的產物。最可怕的是，隨著寡頭的不斷壯大，不僅把握經濟命脈，而且染指政治，甚至可以左右政局，挾持政府和要挾國家，影響遊戲規則的制訂。一來傷害社會公平，二來破壞經濟秩序，犧牲普通公眾利益，危害嚴重。對此，普京連任總統後，展開了嚴厲的整肅寡頭的活動。從某種意義上看，俄羅斯整肅寡頭的態度和措施，值得我們借鑒。
需要指出的是，整肅寡頭也好，制裁“問題富豪”也好，都只是治標之舉。而要治本，要消除“問題富豪”，就必須打破其背後的特殊利益集團，而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則必須深入改善經濟政治生態，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厲行法治，規范政府及官員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不正當行使。當然，這一目標的實現，有一定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很難一蹴而就。
(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 李克傑 )
解剖“問題富豪”群體特徵：短期內暴富 快速隕落
問題富豪的落馬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