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國土地會議到義合會議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中央工委所在地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會議詳細地研究了中國土地制度情況及各地土地改革的經驗，對“五四指示”進行了修訂，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大綱》經過中共中央批準，于10月10日
正式公布。《大綱》正式規定了消滅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會議批判了不敢放手發動群眾，照顧、維護地、富利益的右傾錯誤，但沒有注意防止“左”傾錯誤的發生，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民代表會”、“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等錯誤口號。這些口號，是在全國土地會議召開之前，在解放區的土改試點中提出來的。1947年１月31日，中央派康生、陳伯達率考察團到晉西北考察並幫助土改。康生在臨縣郝家坡，陳伯達在靜樂縣。在郝家坡，康生提出“查三代”，即本人、父親、祖父三代中有過剝削的即是地富。破了產的也算，這樣便把許多人查成破產地主或富農。他認為幹部中凡是地富成分或沾上邊的都是“石頭”，提出“大小石頭一起搬”，“拆廟搬神”。還提出了“貧雇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口號，唱起了“進了村子找頭頭，找到頭頭找岔岔，找到岔岔就鬥他，鬥了大的鬥小的，筷樹林裏選旗桿”的歌曲（筷樹是一種叢生的樹條子）。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土改試點中的極“左”政策，給晉綏土改造成了極大的惡果。不僅造成了組織領導上的混亂，而且還出現了亂鬥、亂打、亂殺的現象。對于土改中的擴大化及出現的打人、殺人的錯誤，劉少奇在給中央的報告裏曾經提到過。但劉少奇提及的問題並沒有引起中央及土地會議與會者的注意。這樣，各地到中央開會的代表就帶著注意反對土改中“左”傾的情緒回到各解放區。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陜北綏德縣義合鎮召開了各地委（綏屬縣以上）及邊區一級機關幹部黨員大會。到會的約800余人。會議以傳達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的決議與精神為中心，檢查部門的各項工作，檢查幹部的立場，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徹底翻底子。賀龍、習仲勳、林伯渠、馬明方、王維舟等都參加了會議。會議由賀龍致開幕詞，習仲勳做總結。會議當中，賀龍做了報告。
賀龍重視解放區土地改革
對于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賀龍一直是很重視的。1946年晉綏軍區高幹會議後，為了加強部隊群眾工作的開展，軍區政治部組織了兩個工作團，分別到晉西北和呂梁前線去開展群眾工作。在８月22日工作團臨出發前，賀龍、李井泉同工作團人員進行了座談。賀龍講了自己當紅軍軍長時，宣傳群眾、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的經歷。他對大家說：“今天，發動群眾的政策沒有變，只是內容是減租減息吐苦水，挖窮根子。”賀龍還要求大家：“要在部隊裏大講根據地老百姓，有沒有飯吃、衣穿？有沒有耕牛、毛驢？炕上有沒有被子？我們建軍是靠老百姓，靠根據地，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方針。”
同年９月15、16日兩天，賀龍又分別同工作團成員談了話。賀龍說：“現在的一切問題是地方工作，兵員補充，吃飯穿衣都要靠老百姓。地方工作做不好，什麼工作也做不好。”
在1947年５月６日晉綏軍區建軍大會的總結報告中，賀龍要求部隊：“積極參加土地改革，要把建軍的基礎搞好，我軍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來源，軍隊人員才能為保衛土地拼命鬥爭。”他舉例說：“右玉戰鬥失利，我們兩個連長被敵人包圍，與敵頑強鬥爭，仍無法退出，最後壯烈殉職，都是家裏分得土地的。”
同年６月18日，賀龍、李井泉、周士第、甘泗淇聯名向部隊發了訓令，明確指出：“土地改革是我們全黨當前的一個莊嚴的歷史任務，是支持長期戰爭，爭取革命勝利的中心環節。……軍隊必須成為貫徹土地改革運動的工具。……在部隊內部要進行土地改革的教育，要使大家明確，徹底消滅封建剝削。”
同年９月24日，賀龍與趙林、李井泉、張稼夫、武新宇等聯名發布《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農民書》中向農民兄弟姐妹喊出：“咱們農村徹底翻身的日子來到了！”“要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徹底平分土地”。
義合會議繼續全國土地會議“左”傾錯誤的原因
對于土地革命，賀龍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對于執行中央土改的指示，也是十分堅定的。但是由于康生、陳伯達在晉綏的土改試點中即存在著嚴重的“左”傾，而全國土地會議中不僅未予糾正，反而又把反對右傾作為主要內容。因此，賀龍對于土改中“左”的傾向將造成的惡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雖然他在1946年晉綏軍區高幹會前，曾到靜樂的大夫莊及岢嵐的中寨進行了調查，發現了過重打擊富農、嚴重侵犯中農利益等問題，並于９月在他領導下由分局頒發了一個方向正確的基本原則，但是，由于康生、陳伯達試點經驗的幹擾，由于全國土地會議重點反右，由于義合會議上雖然“有材料，並且很多，但是對邊區具體的土地改革問題卻反映不夠”等，造成了賀龍對土改中的“左”傾錯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同時，對于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到土地革命的轉變過程，賀龍當時“是沒有弄清楚的”。還有，對于下面反映上來的有關土改的材料，由于戰爭的頻繁和緊迫，賀龍等也缺乏詳細深入的調查，而這些材料卻又成了確定義合會議解決土地問題的主要依據，這也是促成賀龍對邊區土改做出錯誤估計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一段材料中稱：“邊區有新老兩種地區，平分是否對老區適用？持適用觀點者認為，老區是幾十年前分過，當時一般來說，分得比較粗糙，兼之時隔已久，變化很大。現在看來，存在漏地主、以多報少等問題，加之地主、富農回收土地，造成大量公地被侵佔，新移難民無地種等。另外，老區不僅有封建殘余，且黨內也不純。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因此也要和新區一樣的發動群眾分土地。”
西北局給毛澤東所寫的報告中，也談到了關于義合會議制定土改政策的依據。報告稱：一、取消觀點、右傾都存在。三邊以地委秘書長李合友為主主持土改，他們認為三邊地廣人稀，地主一般自力耕種，剝削甚微。農村中沒有階級關係。二、在一些縣以上幹部中認為土改不是土地革命，還不是消滅地主階級，不是階級鬥爭。綏德分區縣以上幹部一般都這樣認為。于是，他們召開地方座談會，要地主、富農獻地，想使地、富也對土改滿意。王明也到了那裏加油。他在綏德何家石試辦了試點之後，下了個結論說：何家石試辦的不錯，地主也滿意了。在許多地方，先給地主留地，而後再分給農民。農民的土地要求滿足與否不管。分地之後，還要農民與地主聯歡，以示感謝。“訴苦不見面，分地雙碰杯”。三、在分配問題上，以綏屬幾個試辦區的情形，地主富家留地多，貧雇農沒得到滿足。四、幹部竊取果實十分嚴重。
這些，都是導致西北局在義合會議上繼續全國土地會議“左”傾錯誤的原因。
11月1日，賀龍在會議開幕式上講話，號召“各級黨委、各級政治部召集各種會議，動員全黨、全軍及一切組織，派遣大批幹部下鄉，發動廣大的農民參加土改運動，貫徹土地改革”，並要求“應在黨內外說明現今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的嚴重性，農民受壓迫、受剝削及其悲慘生活的嚴重情況”，指出“只有根據廣大農民要求實行徹底平分土地，才是現今徹底解決中國土地問題最好、最公平、最易實行的辦法”。賀龍以堅決的語氣告誡大家，只有消滅了封建與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才能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和農民生產積極性，並使我們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去戰勝賣國賊與獨裁者蔣介石。
習仲勳在會上做了總結報告。賀龍同意習仲勳的報告，並于11月25日會議閉幕時講了話。他說：“今天土地法大綱，政策上是一個重大轉變,又轉到土地革命上，消滅地主階級。”他要求大家：“應很好地掌握這一點。今天對于地主階級是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消滅，只留他一個肉體，並留一分生活。”他提醒大家：“這個鬥爭是殘酷的。”在會上，他給大家念了一副對聯：“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污吏。”在談到平分土地中對中農的政策時，他說：“對上中農，我們要聯合，但在平分土地問題上不能向他們讓步。下中農要得到利益，中中農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貧雇農是我們的依靠,主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在講話中，賀龍點了安文欽、李鼎銘、霍子樂等人的名。賀龍也想到了殺人、打人的問題，他在會上也反復講了幾次，他說：“我們要響大雷不下雨。”可惜，這個精神到會代表沒有帶回去，而是把消滅地主寧“左”勿右這一套帶了回去。
林伯渠也在會上發了言，他說：“土地改革是個大戰鬥，要打倒封建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從周朝就開始了，這個階級到了該消滅的時候了。這個階級是中國落後的根，不挖出源不會自死。帝國主義要維持這個階級。每個黨員都要覺悟到這一點，肩負這個任務是光榮的。”
在這次會上，還介紹了其他解放區的土改經驗例子。其實，這些經驗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區所犯的錯誤。
給晉綏土改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
由于會議沒有按照老區、半老區的實際情況規定土改的具體方針、制定劃分階級的規定、明確禁用肉刑、不得侵犯中農利益、保護工商業等具體政策,沒有提醒大家防“左”卻又把右當成重點，加上會後參加土改的工作團不專業，又沒有集訓，工作上急功近利，提出3個月內把土地問題解決了好生產等原因，造成了邊區在土改問題上的偏差。
賀龍後來在談到義合會議中的“左”傾情緒給陜北土改帶來的不應有的損失時，難過地說：“‘左’的時間並不長，不過一個月的時間，便死了200多人。而最可惜的是一部分農民不該死的。當時仲勳同志的總結，帶原則性的裝走，不帶原則性的同志們也裝走了。彭總在一個電報上講，延安3家工商業搞垮了。地主兼工商業這一條，處理上是有錯誤的。這我也是一個，我是西北局的常委。”
習仲勳在1948年10月一野前委擴大會上講道：“客觀事物發展很快，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很少。一年來，我們有很多錯誤，如義合會議即有錯誤。會上雖然解決了一些右的錯誤，同時又犯了‘左’。毛主席說，‘左’的錯誤在抗戰中就有了，而邊區是在義合會議後。葭縣在一星期中死了七八十人，當時離中央不過百裏。這說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是有把握，事先事中，均未向中央報告，見了毛主席才說出了會中的情形。”
土改工作之外的意義
義合會議雖然在土改問題上，因為“左”的情緒帶來了問題，傷害了一些人。但總的來說，義合會議仍然是陜甘寧邊區一次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實際上也是一次整黨的會議。
事實上正是如此。
在義合會議召開之時，陜北邊區已經進行了8個月的戰爭。殘酷的戰爭，暴露出邊區黨、政府、軍隊在組織上、工作上的許多嚴重問題。如投敵事件屢有發生。
對于這些問題，賀龍嚴肅地指出：“黨要公開交群眾審查。對于不稱職幹部，我們一定要調開，不要姑息。幹部與黨員交給群眾去審查、撤換。只有這樣，把黨改造成為土地革命的黨，把政府改造成為土地革命的政府，把軍隊改造成為土地革命的軍隊，土地革命的任務才能完成。”在這次會議上，賀龍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批評了一些犯錯誤的同志。賀龍對犯錯誤的幹部說：“應該誠懇地接受同志們的批評，接受黨的審查，很好地反省自己，改正錯誤，前途是光明的。”賀龍還以肺腑之言說：“我對同志的批評方式不好，有些同志被我頂得很難過，這一點我也想到了。同志們想一想，積壓了這麼多年的事，你不打大雷，那怎麼叫醒呢？但是雨要小小下，如果下大了，就又犯了錯誤。主要是搞通思想，一棒子打死的辦法是錯誤的。”
在會上，西北局黨委處分、撤換、法辦了一些貪污、盜竊、走私違法、失職附敵的幹部。
會後，西北局發了《義合會議通報》，要求黨政軍各部門以義合會議精神，檢查一下本單位的工作，整頓黨的組織。
據有關史料記載，在義合會議後，通過初步整頓，20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了教育，有效提高了黨員幹部的階級鬥爭覺悟，堅定了他們對敵鬥爭的意志。
習仲勳在1948年８月４日西北局幹部會議上講到義合會議時說：“通過義合會議，官僚主義打掉了許多。各地領導，工作作風深入了，對各種錯誤傾向和工作缺點採取了比較嚴肅的態度。那些強迫命令的作風，自私自利、胡作非為，以致侵犯群眾利益等現象大大改變了。如果沒有義合會議，各項工作無法完全回到黨的路線上。如果沒有義合會議，全邊區如此迅速地完全改變戰爭初期那種混亂狀態，發動這樣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並迅速糾偏，在對敵鬥爭上、恢復基本區工作上、克服災荒工作上和開展新區工作上都有顯著成績，那是不可能的。有些分區會議，雖然沒有能夠很好掌握義合會議思想上嚴，組織上寬，即‘打響雷，下細雨’的方針，方式上有不妥當的地方，但揭發和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各種錯誤和嚴重現象，是成功的，也是基本方向。”
事實上,義合會議中關于土改的“左”傾情緒並不是主流,而這種“左”傾的情緒也是由于戰爭的殘酷和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產生的。實踐證明,會上所提出的有關土改的各種具體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會上也曾批評了亂殺人的現象,但未明確禁止用肉刑；提出了劃分階級,但未具體做出規定；提出了對上中農、新富農土地平分，但未提自願原則；提出了對地主兼營的工商業部分，只說不分散，但未提堅決保護。這些缺點的性質都是屬于策略和步驟方面的，不能說是義合會議的主要方面。會議中提出的整黨及批判幹部隊伍中錯誤的東西都是完全應該的。
及時糾偏
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後，很快覺察到土改中“左”傾的危害。他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信，信中說：“毛主席：我在土地會後起草的那個指示，因為運動已向前發展，如發那指示，不僅無益，而且有害，現在運動中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傾，而是‘左’傾過分。”
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
對義合會議中的缺點、錯誤，賀龍絲毫不加以掩飾。
事實上，義合會議之後不到一個月，當賀龍發現了土改中的問題後，立即同習仲勳等“跑著糾”。這時中央召開了楊家溝會議，毛澤東做了《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會上迅速制定了糾正各解放區土改中“左”的傾向的政策，賀龍同西北局的領導根據中央楊家溝會議精神，對義合會議關于土改的錯誤部分進行了修訂，使西北的土地改革運動迅速走上了正軌。
此後，他曾多次在各種會議上進行公開檢查，及時地提出了糾正錯誤的措施，並向一些有問題但批評方式不對或處分過重的同志道歉，並給他們平反。1948年4月，他找在義合會議上被宣布撤職的綏德分區司令員吳岱峰談話，一方面指出他的問題，一方面檢查了自己對他批評的態度、方式不好，言辭過激，並親自宣布恢復他的司令員職務。
在1948年8月西北局高幹會上，賀龍說：“我們犯了錯誤，搞死了人，我們不要把這個責任推到貧雇農身上，你這一推又會使各階層發生不團結。糾‘左’不徹底的地方，哪怕是一分也要糾正過來。”對于那些被錯劃了成分，錯傷的群眾，賀龍說：“中農土地被拿多了要調整，有些人不該死的死了，要幫助他們生產，照顧他們的子弟讀書，沒有土地幫他們解決土地。”賀龍在會上檢討了自己，他說：“義合會議上防‘左’不夠，批評自己不夠，劃分階級上犯了錯誤。特別是我態度不好，方式最嚴厲，把鬥爭搞起來了，我批評了安文欽、李鼎銘，我念了那副對子，還介紹了其他解放區的一些村村點火、家家冒煙的例子。這些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區所犯的錯誤。”賀龍心情沉重地說：“義合會議對西北黨也是一個重要的會議，這個會議裏面有一些錯誤，在這些錯誤裏面，我負的責任八分就是八分，應負九分就是九分，錯了就錯了，錯了改正。”
他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向毛澤東所寫的報告中，以沉重的心情檢討了自己。報告中寫道：“義合會議中，在批評方法上還有缺點，特別是我，對于在‘三三制’政策執行上，對開明紳士缺乏原則性的遷就，對于財經部門、保安部門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嚴重現象，批評方式上過于嚴厲，這也是不應該的，這主要是由于我在緊迫的戰爭情況下，對各方面工作的轉變，要求過急了一點。”
賀龍這種知錯即改的良好品德、不護己短的坦蕩胸襟，受到了同志們的一致稱讚。
（劉秉榮，《湘潮》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