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我與羅榮桓有過多次交往。他平易近人的領導作風、獨特的人格魅力、對“左”傾錯誤路線的一貫抵制、對我軍政治工作的獨到建樹……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志是交出來的，工作是幹出來的”
1934年1月14日，我結束了11個月的中
央第一期黨校的學習，奉命調到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做青年幹事工作。
總政治部設在紅都瑞金的白屋子。當時，總政治部正在籌備召開全國第二次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會議。組織上安排我給李弼庭部長寫講話稿。我深知自己肚裏的墨水有限，又沒有工作經驗，非常希望能得到有經驗的同志的幫助。在蘇區時，就聽說羅榮桓在總政治部武裝動員部工作。羅榮桓能文能武，是我仰慕的紅軍高級將領。我想要能得到他的幫助該多好！于是，我徑直來到羅榮桓辦公室，向伏在桌子上辦公的羅榮桓行了個軍禮：“羅部長好，我來報到了！”
羅榮桓高興地招呼我坐下。他詳細詢問了我參加革命以來的情況，而後問我來總政治部有什麼想法。我毫不掩飾，一一如實地向他匯報：“部長，我這工農分子，沒喝過多少墨水，也從來沒有做過機關工作，說實話，真不如到宜黃、樂安當少共縣委書記好！而且，來到這裏我誰也不認識……”“不認識沒關係，同志是交出來的，工作是幹出來的，你一個山溝子裏的娃子，怎麼就能當少共書記？”羅榮桓慢條斯理地開導我。
我紅著臉，不出聲了。羅部長頓了頓，見我有所領悟，便仔細向我介紹了總政治部的情況。他說，組織部李弼庭部長是一個有文化，黨性很強，很有工作能力的部長，你要好好向他學習。我信服地點著頭。接著，我又向他請教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包括寫講話稿。
快晌午時，羅榮桓請我一起吃飯。他說：“今天沒有什麼菜，讓我的警衛員去捉幾條魚來給你吃，白屋子前的稻田、小水溝裏，小魚、泥鰍、黃鱔、蝦米很多。一提到捉魚，我來了精神，說：“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戲，我當裁縫鋪徒弟時，經常給我的師傅、師母去田裏抓魚。用辣子炒了吃，那才香呢！”“啊！你敢吃辣椒？！”“魚蝦沒有辣椒可難吃咧！”我說，想想又叮囑一句：“你可別給我去匯報，不吃辣椒、不抽煙、不喝酒是做青年工作的紀律，一旦被組織發現要挨批鬥的。”他聽後，哈哈一笑。他對當時“左”的一套很反感。正是“左”傾路線的推行，他才從紅四軍政委位置上被排擠到總政治部當了個沒有實權的動員部長。他不屑一顧地揮揮手說：“你放心！我才不當這個壞人呢！”
我們拿了鐵鍬、簍子、臉盆等，把一段小河溝圍幹了，捉了兩斤多活魚、半斤多河蝦。這一餐，我們吃得很開心。
“打‘AB團’不能胡來，要做好調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
1月26日，我作為總政治部人員，按照劉伯承總參謀長的指示，參加一個調查團並任副團長，主要任務是調查處理紅軍北線3個醫院的打“AB團”的情況。
半個月過去後，任務完成了，調查團人員各自歸隊。
這一天午後，我回到白屋子住所，抓緊時間向組織部李部長匯報了調查情況。吃罷午飯，我顧不得休息，跑到羅榮桓辦公室，向他逐一報告了情況：周村醫院醫務主任牛樹堂讓兩名戰士死在手術臺上，被打成了“AB團”，撤銷了職務；江西軍區醫院發生兩起腐化事件。
晚飯後，羅榮桓叫我和他一起到南邊小河溝釣田雞。我鎖了門，跟著他沿田間小道走去。
“你們準備怎麼處理這次檢查醫院工作時發現的問題？”羅榮桓直截了當地問。
我回答說讓兩個醫院準備檢討材料，檢討“AB團”的問題。
羅榮桓講：“你們這樣做就不對頭！1930年秋、冬的‘富田事件’還沒教訓？打‘AB團’不能胡來，要做好調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你們到醫院要依靠那裏黨的組織，先多做調查，一切結論產生在調查之後。”
“你們就是不能如實地查清情況，牛樹堂主任究竟是個什麼人？真的是‘AB團’？你要抓住這個人的本質，進行內部揭批。要找出為什麼對兩個戰士動手術？兩個戰士又為什麼會死在手術臺上？是麻藥不足？還是真害他？還是手術技術不行出現事故？”
我說：“牛樹堂技術還可以，他是從衛生員提升為醫務主任的，做過不少手術，挽救了不少革命戰士、幹部的生命。可前不久，他一周內動手術死了兩個人。查了前後因果關係，手術沒有毛病。我認為主要還是責任心不強。他原打算春節請假回家看老婆、孩子和父母，可能是手術臺上精力不集中所致。”
羅榮桓說：“那你們應區別對待，是心情不安還是精力不集中？手術臺失手，這應該是責任心不強，不能都說成是‘AB團’搗亂……越是上級下去的人，言行上越要小心！”
我們邊說邊走到小河溝邊，拿出釣鉤，不久我就釣到兩只大田雞。太陽快落山時，羅榮桓也釣上一只田雞。
羅榮桓對我們的批評，使我認識到，檢查團的處理犯了“左”傾錯誤。釣田雞的快樂抵不住我心情的沉重，我不再說話。
羅榮桓見我垂頭喪氣，故意轉移話題：“走吧！回去煎炒，還要放辣椒，打牙祭去！”一會兒，他又轉移話題說：“組織部7位同志，李弼庭部長可是個巧手，到組織部沒有多久，對各軍團的幹部、各蘇區紅軍的幹部了如指掌。周恒同志對部隊情況也熟悉，還有師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有文化、有理想、有能力。你們那7位同志都有部隊經驗，你要好好向他們學習。”
針對我沒有機關工作經驗，思想壓力很大的問題，羅榮桓耐心地說：“不要著急，經驗是實際鬥爭得來的，沒有自然經驗擺在架上。我原在紅四軍當政治委員，也沒有到過總政，也不知道怎樣做武裝動員部長。重要的是學習。你總結一下經驗，改進一下思想方法，事情總是會做好的。要多實踐，有了實踐，還得學點文件，把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
在紅一軍團總部與羅榮桓相處的日子
1935年6月16日，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我由于爬雪山時，喝了雪水發瘧疾，病了幾天。20日，奉軍團首長命令，我被調到紅一軍團直屬隊任黨總支部書記。當時，我擔心自己水平低，害怕到大機關工作，有些畏難情緒。在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辦公室，羅榮桓副主任看出我面有難色，鼓勵我說：“怕什麼？革命事業是靠幹出來的。誰沒當過兒童團員？在組織和戰友的幫助下，你不會有事的，總會學到。你不是在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工作過嘛！軍團直屬隊的工作只要積極鑽研，水到會渠成的。你先到司、政、供給部都跑一趟，認認門。不要隨便答復問題，首先調查各科、處情況。”他對我在總政治部那個檢查團時，對醫院的錯誤處理記憶猶新。因此，還特別叮囑了我。
在以後的行軍中，羅榮桓不時給予我指導和關照。
部隊行軍到兩河口。羅榮桓副主任說:“中央在這裏開會。你們看，聶榮臻和林彪的騾子不是在右側樹林吃草嗎？不要出聲，不要休息，快速通過！”
6月28日，部隊翻過筆架雪山。同夾金山相似，筆架山時雪時雨。六七月天，還要穿棉大衣。爬到一半時，羅榮桓副主任找到我：“你能找點煙嗎？這鬼地方煙也找不到……”
“我來想辦法。”我說。部隊到達毛兒蓋，羅榮桓副主任交代：要注意做藏民工作，不要住喇嘛廟，要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一定要千方百計找到藏民，聯合他們反蔣抗日。午後，直屬隊在動員籌糧時，一位戰士在一個地窯裏發現了4條香煙。供給部劉部長讓拿一部分給羅榮桓副主任抽。
7月11日，軍團政治部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各團政工幹部一共不超過25名。朱瑞主任傳達了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指出：一、四方面軍會師，要繼續北上。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北進粉碎一切阻攔反蔣抗日的障礙，在運動戰中，消滅蔣介石有生力量。準備在甘肅南部安腳，以創造川陜甘寧蘇區。
羅榮桓副主任補充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大草地，繞道走，很費勁，看來只得過草地。決心必須堅定，紅軍要北上，任何猶豫說不定會錯過什麼機會。我們要打出松潘區，在甘南展開戰鬥。”
7月30日，軍團突然下令停止過草地，回到毛兒蓋，再到松潘、蘆花一線整訓備糧。部隊在黑水河西岸駐扎時，羅榮桓副主任找到我，問我直屬隊的情況。我將直屬隊機關、連隊情況一一做了匯報。羅榮桓副主任說：“要加強對二十一分隊的領導。炮兵連罵人現象嚴重，那要不得嘛！我們都是階級兄弟，有什麼可吵罵的？幹部要端正態度！”我又匯報說：“在返回毛兒蓋的路上，大家反映有的四方面軍的幹部仗著人多勢眾欺負我們，把掉隊人員收編到他們部隊裏邊去，還罵我們是‘叫花子’軍隊，真是欺人太甚！”羅榮桓氣憤地說：“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我們在毛主席、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不管是國民黨的圍堵大軍，不管是雪山、草地，還是張國燾的明的、暗的阻撓，決不會擋住紅軍北上，走上抗日反蔣的勝利之路！”接著，他用手狠狠一揮說：“歷史會作出公正的回答的！”
我們在籌備二次過草地時，工兵連挖出了胡宗南部隊逃走時丟下的很多臘肉、幾十斤鹽和2000公斤青稞。警衛連搜山時，也收獲不少食品物資。羅榮桓副主任叮囑我說：“你要仔細去檢查檢查，供給部不能光發米袋，不然其他東西怎麼背呀？還要告訴各連隊、機關的夥食單位，青稞怎樣做，要能吃下才行。”
部隊進入荒無人煙的草地的第4天下午6時多，羅榮桓副主任針對缺糧、缺醫少藥、指戰員掉隊等問題，作了四條指示：第一，要設法互相調劑糧食，盡可能保證大家能走出草地；第二，一軍團的部隊對掉隊的友軍，盡可能給些糧食，將其送回，紅軍部隊，相互之間不能拆臺，要團結；第三，要加強機關、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讓黨團組織起到堡壘作用，在艱苦的時候，就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能不能經受住考驗，要萬眾一心，堅定信心，團結一致，緊跟共產黨，緊跟毛主席和周恩來、朱德首長；第四，確實走不動的傷病員，絕不能隨便亂處理掉。這四條指示，我記在日記裏，它成為我們直屬隊的行動準則。
9月22日，在哈達鋪南大溝，部隊打了幾家土豪，將浮財分給窮苦老百姓。下午4時前，供給部把豬肉分給各連隊，還留出一些，待召開幹部大會時給開會的幹部做紅燒肉吃。沒收的一些活雞分給那些體弱有病的首長，把煙分給煙癮大的領導。
一天下午，我吩咐炊事班殺了兩只雞。我同羅榮桓副主任的警衛員一起動手炒辣子雞，還有紅燒肉，搞了幾個菜，找了幾瓶黃酒，便圍坐在羅榮桓副主任睡覺的炕上吃飯。七八位部長得知後，也都過來蹭吃。大家有說有笑，好不熱鬧。我們吃著、吃著，忽然有人說，怎麼屁股下越坐越熱？大家爬起來，手摸屁股。我警惕地提著駁殼槍，臉色慍怒地問房東劉大爺。劉大爺嚇得哆哆嗦嗦說不清話，還是大娘見多識廣，沉著解釋說這是火炕。炒雞時把炕燒熱了。我這是第一次知道什麼是火炕，我們這些山溝溝裏出來的南方娃子，差點鬧出一場誤會。過了一會兒，不知誰大聲說：“怎麼搞的？部隊到達哈達鋪，直屬隊、機關，幹部戰士跑了25名！” 羅榮桓副主任說：“昨天在方面軍幹部會議上，毛主席講過，失利是考驗，勝利也是考驗。在草地嚇住了，無處逃，打出松潘區，形勢好轉，有吃、有穿、有油、有鹽，為什麼還跑？隊伍中，絕大多數是好的，也有孬種，也有隨大流的，也有拖過來的。”
羅榮桓副主任的話給了我很大啟示。
羅主任給我們當老師
1937年初，為了適應抗日戰爭的新形勢，培養幹部，中央軍委決定組織一批軍政領導幹部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我有幸能夠進入抗大學習，心裏別提多高興了。我被編入抗大第一期第三隊（共有6個大隊）。羅榮桓主任（時任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是我們的《中國革命史》的任課老師。
2月25日下午，我們踏著積雪，準時趕到延安後街大地主家的四方大院聯政辦公室。這裏算是教室，羅榮桓主任已在教室等候。黑板上，“中國革命史”幾個清秀、有力的大字異常醒目。羅榮桓主任逐個點了名，然後說中國革命史每周補兩個半天，從現在起要上到5月中旬，還要講快點。自此之後，我就真正成了羅榮桓主任的學生。
他給我們講了辛亥革命，講了五四運動，講了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講了黨內的幾次路線鬥爭，講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長徵……許多內容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事，經他一講，我們心明眼亮，為以後抗大的深入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中，有兩次講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講西安事變的全過程。結束時，他感嘆地說：張學良、楊虎城放蔣介石是對的。但是，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不該去陪送……真可惜，我們失去了國民黨中兩位傑出的抗日將領。他們不該送啊！另一次是講黃埔軍校。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四十余年，1911年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腐朽的滿清王朝。可是，革命果實不久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孫中山在總結失敗的教訓時，明確了革命必須有自己的政黨和軍隊，不能仰仗軍閥打軍閥。于是，1924年春，在孫中山的蘇聯顧問的建議下，國民黨在位于廣州東郊黃埔島上的原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的舊址上成立了黃埔軍校，蘇聯政府還資助了200萬塊銀元，派了一批軍事幹部擔任軍事教育工作。蔣介石是保定軍校和日本士官生學校的學生，又在“中山艦”事件中保衛了孫中山，于1924年5月3日，被孫中山正式任命為黃埔軍校的校長……
由于當時整個延安地區物資匱乏，生活貧困，羅榮桓主任工作繁忙，還要抽空給我們講課，身體嚴重透支，十分虛弱，給我們講課時經常講得大汗淋漓。但他仍十分認真，經常向我們提問，並告誡我們要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5月16日下午，最後一堂課上，羅榮桓主任動情地說：“日子雖然不長，可師生一場的緣分還是有了。衷心地祝願大家學業有成，我希望能夠經常聽到你們從戰場上傳來的勝利喜訊！”
學員們紛紛站起來鼓掌，表示感謝、致意。
引見朱懷冰面見羅榮桓
1937年8月下旬，我任政委的一一五師騎兵團駐扎在河北黨城。距我們不遠的河北下肇子靈山鎮駐扎著國民黨九十六軍軍部。該軍朱懷冰軍長曾三次邀請我去商談共同抗日的事宜。
在交談中，朱懷冰央求我請朱德、彭德懷甚至是毛澤東、周恩來，將九十六軍留在敵後聯合抗戰。我想了想告訴他說：“我們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在這兒，你要去見我們主任或者請他到靈山面談，我回去後一定稟告！”
由靈山鎮出來，我帶領騎兵團快馬來到譚莊西北軍楊虎城的嫡係部隊十七旅旅部，柳權中（中共黨員）旅長熱情接待了我。柳旅長的十七旅有4000多人，他也要求我轉告聶榮臻或羅榮桓，將他們旅編入我軍，並說冀察晉哪一個分區都行。我說：“回團我立即向羅主任報告，隔日再來。”
當日下午，我將國民黨九十六軍朱懷冰軍長和西北軍柳權中旅長暫住曲陽靈山鎮一帶，並要求留在晉察冀後方打遊擊的事情，向上級做了匯報。同時，上級命我率領騎兵團在黨城集結待命，並向曲陽派出警戒部隊。
10月1日，羅榮桓主任來到黨城騎兵團駐地。他召集我、劉雲彪、李鐘奇，交代騎兵團當前任務，要求我們做好九十六軍的抗日統戰工作。他說：“我們留在晉察冀的部隊不多，你們可別亂答應，問題很多。凡是重大問題，必須請示了朱德、彭德懷才能定下來。黨城不要長駐，國民黨的部隊，我看他們南撤比留在晉察冀好處多。”
10月2日晨，我帶了個騎兵班，陪同羅榮桓主任等，前往國民黨九十六軍軍部。得到消息的國民黨軍穿著黃軍裝，佩領章，扛著國民黨軍旗列隊歡迎羅榮桓主任等。
朱懷冰軍長、5位副軍長、參謀長、3位旅長一起迎上前來。羅榮桓主任落落大方又不失禮節地與前來歡迎的將校們一一握手，並走進朱懷冰辦公室落座。
這時，我們聽見空中日軍飛機的轟鳴聲。朱懷冰說這是敵人的偵察機。接著，就聽見朱懷冰的部隊打敵機的機槍聲響了起來。
招待員忙著遞香煙、倒茶。
朱懷冰說：“貴軍在平型關這仗打得好，國軍佩服！”
羅榮桓主任欠了下身子，說：“我們要向友軍學習！”
朱懷冰忙道：“敝軍不敢當。”
宋副軍長講：“平津抗戰，日軍的敵機、炮火遠勝過國民黨軍，我們不得不退下來，奉命南下，才撤到靈山等候。”
張參謀長說：“我們在靈山駐扎，聽說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真是大無畏的行動。現在你們又派兵挺進平津、同浦、平綏沿線發動群眾，組織各界抗日力量……”
羅榮桓主任說：“是呀！友軍一個勁地後撤，留下了真空地帶。我們只有頂上來。我們從西安出發，誓死北上抗日，平型關打了一仗，這小鬼子不是像傳說的那樣可怕。只要有堅定的勝利信心，團結一致，克服困難，依靠群眾，選好戰場，我們一樣能夠打敗日軍的進攻。”
羅榮桓主任問：“貴軍現在還有多少人馬？”
朱懷冰說：“還剩七八千人……8門山炮，12門蘇制三七高射炮只剩下了3門，28門八二迫擊炮，500多挺輕重機槍。武器還算多，有的士兵在下撤時丟槍就跑了……”
朱懷冰接著說：“請羅主任轉告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轉告毛主席、周副主席，把九十六軍留在晉察冀，協同八路軍佔居敵後。”
羅榮桓主任說：“歡迎啊！可事情也很麻煩呀！光我們同意不成，還要蔣介石批準才行。據我看，你們還是按原定計劃南下。太原還在貴軍手中，國民黨還有四五十萬軍隊在晉東南……幸好中國土地遼闊，丟了平津，還有太原、西安等地。”
朱懷冰說：“蔣介石已將劉峙撤職查辦，南京已向徐州增兵4個師，晉西北準備反攻，要在晉北打擊日軍。八路軍真辛苦，平型關後，沒得個休息機會。新四軍集結長江中下遊，國共兩黨聯合，可給日軍以致命打擊。”
羅榮桓主任說；“是呀！中國不抵抗怎麼行？現在日軍在東北、上海正在增兵，敵人在戰略上掌握了主動權。我們實在痛心，幾百萬國民黨軍，應振奮精神，選準陣地，給日寇幾個打擊，主要是消滅日軍的有生力量。打仗靠武器，還要動員人民支援抗戰，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
已經中午12點鐘了，朱懷冰起身請羅榮桓主任和我們吃午飯。大家圍坐在3桌酒席前。朱懷冰舉杯祝平型關大捷，大家齊呼：“打敗日寇侵略者！”
羅榮桓主任舉杯：“預祝英勇的九十六軍將士在平津前線作戰，取得勝利！”
飯後，羅榮桓主任帶領我們一行起身告辭。道路兩旁，九十六軍的官兵夾道歡送我們。羅榮桓主任同朱懷冰等將校們一一握手道別。我們紛紛上馬，排成一列縱隊，出門向西，呼嘯而去。
“住在西北軍十七旅就像住自己家一樣”
10月3日，在從國民黨九十六軍返回的途中，我們決定去一趟西北軍十七旅。下午5時，我們來到西北軍十七旅旅部。柳權中旅長率眾熱烈歡迎。
羅榮桓主任同大家握手，親熱地說：“歡迎平津前線抗戰的國民黨將士！”
柳權中等淒然淚下：“我們抗什麼戰？丟掉了陣地，離開了家園，丟人吶！”
羅榮桓主任同柳旅長熱情地交談著，似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柳權中向羅榮桓主任介紹說：“全旅現有3個團4000多人……重武器丟光了，還有500多支槍，每個團都有中共總支委員會，連隊有支委。我們有一套在國民黨軍隊裏開展黨團活動的制度，很多地方跟紅軍一個樣。“
6時，開晚飯了，柳權中擺了3桌酒席。柳權中同羅榮桓坐正席，公務人員倒酒，熱熱鬧鬧，吃了個團結晚飯。
10月4日晨，羅榮桓主任起床。柳權中問：“夜裏睡得可好？”
羅榮桓主任說：“好，住在西北軍十七旅就像住在自己家一樣！我睡得很安穩。”
早飯後，柳權中陪我們到東三十子灣十七旅三十九團視察。崔團長等20名校、尉官在駐地門口迎接。崔團長是盧溝橋抗戰時入黨的共產黨員，他向羅榮桓主任匯報了三十九團的工作。
羅榮桓主任說：“你們旅在柳旅長領導下，保存了這麼多的有生力量，說明一個道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心實意為民族浴血奮戰的。你們在盧溝橋、平津前線抗戰有功，要發揚盧溝橋打擊日寇，保衛祖國，英勇作戰的精神。你們也許還要南撤，等待時機，繼續抗戰！”
在三十九團的兩個連隊，我們還參觀了列寧室。列寧室正面墻上挂著列寧、毛澤東、蔣介石的肖像，布置得很好。
下午，柳權中陪同羅榮桓主任和我們順大路來到齊古莊四十一團視察。在四十一團，羅榮桓主任向四十一團共產黨員、軍官發表了熱情洋溢、肯定成績、鼓舞鬥志的講話。
晚6時，我們回到黨城駐地。
在渤海軍區接到羅司令員的電話
1945年5月，根據組織上的安排，我的傷病養好後，即跟隨林彪，調往山東軍區工作。我向聶榮臻司令員匯報完自己的工作打算後，即帶著愛人貢喜瑞和剛剛出世3個月的女兒南溪及幾個警衛戰士離開延安啟程。我們一路奔波，先到石家莊，本想把孩子留在她姥姥家，可是又舍不得將孩子斷奶，只好抱著走。我們走了2個月，經陜西、山西、河北，進入山東。
剛來到渤海軍區，我就趕上了膠濟前線的黨委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準備大反攻，繼續向濟南等城鎮進軍；整編野戰軍，擬計劃分陸路或坐船向東北進軍。
在這裏，我遇到了江西老鄉、紅一軍團時的老戰友、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蕭華，他向我詳細詢問了延安黨的七大的情況。我向他介紹了我列席七大時，聽到的一些情況。
就在當天下午2點，一名電話員問：“哪位是延安來的蕭鋒同志！”
“我是!”我答。
“羅榮桓司令員要你接電話！”電話員大聲喊。
我心裏別提多高興了。從1937年10月河北分手至今，我與羅榮桓司令員有8年沒見面了，十分想念老首長、老領導。我急忙拿起耳機：“老領導，七大以後，我調到山東軍區，又回到你的直接領導下來工作了！”
“我知道了!一路上辛苦了!身體怎麼樣?”羅榮桓司令關切地問。
“還是像在騎兵團一樣。傷肺在延安治好了，身體棒棒的。打老蔣，你和林彪司令指哪，我帶部隊打哪，絕不含糊！”我擲地有聲地說。
停頓了一下，電話那邊傳來了羅榮桓司令員委婉地解釋：“林彪告訴我，你想跟他來山東工作。但時局有了新的變化，軍委決定讓他到東北去，他已從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直接奔東北去了。我也要到東北去。山東分局已決定，要你擔任警六旅政治委員，我要蕭華主任轉告你的。你不用來何家莊（當時山東軍區所在地）報到了，我們機關準備靠攏前指，你聽蕭華安排就是了。祝你到警六旅搞出成績來！祝你工作順利!”聽到這一席話，當時我甭提有多懊悔了。我在延安時，和林彪商定好的隨他來山東工作。因我們拉家帶口，要送女兒回平山老家，先一步啟程往山東趕，結果計劃趕不上變化。
蕭華主任問：“羅司令怎麼講？”
我立刻答道：“他說由你指定我的工作，我堅決服從，沒有二話！”
于是，蕭華把班子情況向我作了介紹：渤海軍區部隊編為山東第七師，師長楊國夫、政委周貫五（10月份以後，楊、周到東北，任命宋時輪為師長、景曉村為政委，我為副師長）。劉先賢任警六旅長，你任政委，鄭大林任副旅長。下轄十、十一、十二團。
介紹完後，蕭華對我說：“警六旅以二分區部隊組成……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在鬥爭中去互相認識吧！要建立起一支能攻能守的好六旅！”
最後一次握手
1950年6月初，我調任華東裝甲兵司令部任副司令員兼二師師長。9月，我因公到北京出差，住在鄉村飯店。
—個晴朗的上午，我來到解放軍總政治部。接待人員幫我聯係後，告訴我羅榮桓主任在二樓東屋辦公室等我。
來到羅榮桓主任辦公室，發現蕭華副主任也在場，我高興地向他們一一行軍禮。羅榮桓主任問：“你現在哪個單位？”
我答：“年初，中央軍委決定建立海、空軍和特種兵，陳、粟首長看我年齡小（軍職34歲），要我去幹空軍，我有旋暈的毛病，怕掉下來，就要求到裝甲兵部隊去。您還記得抗戰初在阜平時，我騎兵團在完縣繳獲了3臺日軍2.5噸小坦克，由于找不到一個懂開裝甲的人，只好用九條牛把它拉走藏起來，不料讓小日本尋著履帶印找到，愣給開了回去的事嗎？此事對我刺激挺大，這也是我要到裝甲兵部隊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聽到我的開場白，大家都爽朗地大笑起來。羅榮桓主任深有感觸地說：“恩格斯他老人家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因此，我準備在全軍掀起一個‘建軍備戰學文化’的高潮。”
解放了，羅榮桓主任身居軍隊要職，但一點官架子都沒有，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的臉色黑裏透著紅潤，身體看上去相當結實，一點也看不出他患有嚴重的腎病。
蕭華副主任說：“你們華野裝甲兵坦克有多少?陸水兩用坦克戰鬥性能如何?”
我說：“我也沒有用過，看樣子近海兩棲作戰還行。現在有125輛，機械性能還好，編成了兩個團。”
羅榮桓主任說：“若解放臺灣它們能參戰發揮作用嗎?”
我堅定地說：“作戰沒問題，但是要有空軍、海軍的支援配合。繳獲的國民黨M一4 A 3型坦克編了一個坦克團，裝備也齊。許光達司令員講，最近準備接收兩個蘇式T一34中型坦克團。”
羅榮桓主任說：“那好呀!搞裝甲兵的現代化，你算達到目的了，你什麼時候走？”
我說：“在北京慶祝完第一個國慶節就回徐州。”
羅榮桓主任說：“那好，我們一塊慶祝國慶。你搞機械化，是在強大步兵基礎上搞起來的，這是一個很有發展的兵種，要建設好人民裝甲兵，主要裝備要靠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坦克我們自己造，壞了，有工廠修，團有修理連，師有修理營，各軍區準備成立坦克大修廠。坦克要有醫院，坦克沒有醫院，壞了怎麼辦?沒有醫院是不行的，你能保證坦克不壞?我們佔了北京，除臺灣、金門、馬祖外，大陸都解放了，我們不僅要有強大的陸軍，還要有強大的海軍、空軍，保衛祖國的領海、領空安全，隨時準備解放臺灣！”
臨離開時，羅榮桓主任握著我的手，深情地說:“你沒有忘記1934年春，我們在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瑞金白屋子下河溝、稻田地裏釣田雞，捉禾花魚的日子，這很好。你住的鄉村飯店，就是朱總司令起的名字。他叫我們大家進了城，千萬不要忘記鄉村。” （作者係原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 蕭鋒（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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