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以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身份步入中國政治舞臺的。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黨成立以後的最初6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曾對中國革命、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做出過重要貢獻。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犯了右傾錯誤，1927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1929年被開除出黨，1932年被國民黨
逮捕，1937年抗戰爆發後被釋放。此後，他歷盡坎坷，輾轉漂泊到了四川。他的晚年淒風苦雨，令人感慨，卻給人們以種種啟示。
四處輾轉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輪在江津靠岸了。
一塊接一塊的木跳板上，顫悠悠地蠕動著一條長龍似的人流。裹挾在人流中的陳獨秀，穿一件白布襯衣，一條陰丹士林藍布長褲，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頭頂上。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壓病的老者，經過小客輪上五六個小時的顛簸，早已疲憊不堪，盡管身邊有年輕的妻子潘蘭珍攙扶著，但他的腳步已經明顯有些蹣跚了。
無情的歲月，使這位昔日的鬥士略顯龍鐘老態。他頭上已略略謝頂，短發裏黑白相間，一張白凈的長方臉上，添了皺紋，高了顴骨。唯有他那揚起的劍眉，緊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銳氣和倔勁兒。
一年前，抗日戰爭爆發。在全國人民“ 一致抗日”的強烈要求下，經過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有力鬥爭，蔣介石釋放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蒼白的陳獨秀帶著一絲矜持的微笑，神態自若地步出國民黨南京模范監獄的大門，結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鐵窗生活。
陳獨秀出獄時，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轉告中共駐南京的代表 ，說明自己已脫離托派組織。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表示擁護，並表示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他還親自寫了一封信，並起草了抗日的七條綱領，托人轉給中共中央。據捎信人羅漢告訴陳獨秀，博古看了陳獨秀的信後曾表示，陳的綱領與黨中央所確定的抗日路線並無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來、王若飛、葉劍英等對陳獨秀的回歸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幹擾下，陳的願望最終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組織知道陳獨秀出獄後，數次邀請他回滬主事，重整旗鼓，卻被他嚴詞拒絕。至于對國民黨當權者拋過來的高官厚祿的誘餌，陳獨秀更是不屑一顧。
出獄的當天，陳獨秀拒絕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優等房間”的殷勤“招待”，而住進當年北大學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機的轟炸，陳獨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學生陳鐘凡家。
一個月後，國民政府搬遷武漢，陳獨秀亦隨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長蔡孟堅常來“光顧”，假以噓寒問暖實則盤查詰問，弄得陳獨秀非常厭煩和憎惡，遂遷漢口德潤裏暫住。
由于戰局惡化，國民政府又從武漢搬到重慶，陳獨秀又來到“陪都”，寄住在禁煙委員會主任李仲公的辦事處，後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黃氏家中。
不斷的遷徙、漂泊，使攜帶著家室、拖著病軀的陳獨秀幾乎喘不過氣來。山城的酷暑高溫，日本飛機的頻繁空襲，以及多如蚊蠅的特務，更使陳獨秀難以安寧。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鄧仲純一再邀請和催促下，陳獨秀只好抱著“住住看”的心情，與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達江津後，陳獨秀走下跳板，便囑咐腳夫把行李暫置路旁，他抬眼張望起來。灼人的陽光，使得陳獨秀頭昏眼花。等著等著，一團火氣不由從心底冒了出來，他自言自語地說：“見鬼，仲純怎麼連個影子也不見？不是說好來接船麼？”
“鄧先生，他……”著一身半舊花緞旗袍的潘蘭珍欲言又止。在她的圓臉上，已經沁出一層細細的汗珠。
“仲純不會無故失約的。我們就按圖索驥去找吧，好在知道他的住址。”瞧著小他20多歲的妻子那副沮喪的模樣，陳獨秀不由松下拉長的臉，輕言安慰著潘蘭珍。
在陳獨秀的心目中，鄧仲純那副眼鏡後的雙目，永遠流溢著真誠。他是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的重孫，作為安徽同鄉，曾與陳獨秀一道留學日本，爾後，又一道回國參加過革命。
陳獨秀夫婦邊走邊問，好不容易才找到江津城關的黃荊街83號，這兒是鄧仲純開設的延年醫院。
進到會客廳，一名護士打扮的中年女人，先是忙不迭地打洗臉水、讓座、沏茶，然後急匆匆地跑去稟告鄧太太。從護士口中，陳獨秀方知鄧仲純“失約”係臨時有急診外出了，心中的一股火氣一下子消了。想到總算尋得了一個可靠的歸宿，即將與闊別多年的老友相聚，一絲笑意浮現在陳獨秀的嘴角。
又過了好一陣，那位護士面帶尷尬磨蹭著踱進屋，訥訥地告訴客人說：“哎呀！陳先生，鄧太太說她身體不舒服，不便會客……”
“不會客？！”陳獨秀一時愕然，睜大雙眼，好半晌開不得腔。
“大姐，你沒說，我們是鄧先生邀、邀來的嗎？”潘蘭珍窘了，說起話來結結巴巴的，連聲音也小得聽不清楚。
“唉，鄧太太說，她這兒房子緊，請你們另外想想法子……唉，陳先生、陳太太，你們看啷個辦喔？我們鄧太太的脾氣，你們恐怕是不知道的……”
聽了護士的幾句話，陳獨秀真好像置身冰窟再被一瓢冷水從頭淋下。潘蘭珍緊緊地咬著下嘴唇，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鄧太太一直是將陳獨秀當作“危險分子”避而遠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當陳獨秀在北京一家屋頂花園向下拋撒傳單被埋伏的一群密探抓捕時，樓下的鄧仲純仍在臺球場內旁若無人地把傳單一張一張地挨次放到茶桌上。要不是被押下樓的陳獨秀有意大呼大嚷，以暗號通知，那天的鄧仲純當然也成了軍警捕獲的又一個“獵物”。得知此事，受驚不小的鄧太太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煞是抱怨。
兩年後的一天，陳獨秀領著一個陌生人，極其神秘地住進鄧仲純家中。此事因鄧仲純一再打招呼，除保證招待好兩位客人的住宿外，還得千方百計確保他倆的安全，弄得鄧太太整天提心吊膽，好生不快。後來她才知道，那個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陳獨秀是一道去蘇聯的……
鄧太太對這些舊事總是耿耿于懷，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外出，鄧太太心一橫，便賞了來客一個閉門羹。
“好，好！我們走。我寧可暴屍街頭，也不願寄鄧太太籬下！”陳獨秀臨走時忿忿然地嘟噥了一句，他的臉色也由緋紅轉到鐵青。
陳獨秀不再顧及小客棧的簡陋和骯臟，在那兒租下了一間單房。4天後，經過另一位同鄉方孝遠的介紹，陳獨秀夫婦住進了東門郭家公館的一間屋子。
稍事安歇後，陳獨秀即給避亂赴渝的三子陳松年發去一信。陳獨秀在給兒子的信中，不無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方太太到渝，諒已告訴了你們，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慶矣。倘非孝遠先生招待（仲純之妻簡直閉門謝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慶也。幸房東見余進退兩難，前日始挪出樓房一間聊以安身，總比住小客棧好些，出門之難如此，幸祖母未同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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