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在北京逝世。一瞬間20多年過去了，當年“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八人臨時小組成員，如今唯有一人健在，他就是81歲高齡的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上海宋慶齡研究會顧問李家熾先生。他的回憶向世人披露了當年執行宋慶齡遺囑的有關內情，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
胡耀邦批示同意鄧穎超起草的“辦法”
李家熾先生在1985年離休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和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1981年5月中旬，宋慶齡病危，中央內部成立治喪工作小組，上海方面由李家熾參加。6月3日，宋慶齡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6月4日，李家熾隨中央派的專機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在萬國公墓(今宋慶齡陵園)安排處理好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後，又重返北京，繼續參與處理宋慶齡的後事，住在北京飯店。據李家熾回憶，6月15日，中央辦公廳打電話給他，說下午3時要送一份急件給他。有關同志專程送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寫著“急送北京飯店中樓5051號房間 上海機關事務管理局李家熾局長親收”，落款是“中辦高處571號”。他並不清楚信的內容，當他急切地拆開信封，內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內容是這樣的：
家熾同志：
送上鄧大姐關于《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復印件)一份，請收閱。
又及：此件據述周同志說他未看過，請給他看一下，謝謝。15/6
敬禮!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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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講的“述周同志”，即宋慶齡秘書杜述周。
李家熾至今保存著高登榜的信和鄧穎超關于《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的復印件。他回憶道，報告是由鄧大姐在參加上海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返京後起草的，看筆跡應是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謄抄後，于1981年6月10日報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當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宋任窮也批示“我完全讚成”。
《辦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據李家熾先生介紹，《辦法》共有六點內容：
第一，《辦法》明確由有關的同志組成臨時小組。
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長、李付(副)局長、杜述周、沈粹縝、童小朋、廖承志、鄧穎超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會議”。
第三，小組任務是“只作原則的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及同志執行”。
第四，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書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
第五，鄧廣殷(廖承志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批定。
李家熾先生解釋說，當時報告中並無“八人小組”的稱法，對其他7名成員，他都熟識，有過工作接觸。其中汪志敏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沈粹縝是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童小朋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央對臺工作負責人，鄧穎超是全國政協主席。在8人中，鄧穎超的職位最高，但在名單排序時，鄧穎超把自己放在最後，這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李家熾在收閱報告後，及時把有關情況向上海的黨、政領導作了匯報，市領導的意見非常明確：照中央決定辦理執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會議
《辦法》只定了原則，為了具體落實《辦法》的有關精神，高登榜先後三次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召開“八人小組”會議。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時30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組”成員除鄧穎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朋在開會時就解釋說，鄧大姐因去中央黨校給學員作講話，不能來。他首先口頭傳達了鄧大姐的有關指示：北京宋慶齡的住宅作為她的故居以及部分作為北京少年科技館用。這項工作由汪志敏執行。上海宋慶齡的住宅作為故居用，由李家熾執行。北京、上海的執行情況，由高登榜檢查，執行完畢後要寫報告報告黨中央。
童小朋還講了鄧大姐對在宋慶齡逝世一周年時出版宋的文集的有關指示，要求將宋的遺囑處理完畢後，就著手搞文集。
廖承志接著講話。他特別強調，如有人問起遺囑問題，以無可奉告答之。並要求高登榜將會上傳閱的遺囑原件及復印件收集後一起存中央檔案館。
據李家熾先生回憶，那天開會時讓大家傳閱宋慶齡從1979年2月起寫的幾份遺囑，因主持人沒有說遺囑不能抄錄，為了便于向上海黨、政領導匯報，李家熾便抄錄了幾份遺囑。在他的印象中，遺囑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遺囑都很簡短，抄錄並不費力。
廖承志在會上還強調，遺囑執行的時間，以最後的一份時間為準，如前後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參考。李家熾先生說：“我領會還是以最後一份遺囑為準。”
但那天，唯獨宋慶齡的最後一份遺囑沒讓傳閱，按李家熾先生的說法是：因“八人小組”中也有人分到錢的，故不便讓大家看。宋慶齡把這份遺囑鎖在自己的臥室裏，鑰匙交給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鐘興寶保管。在宋慶齡去世後，鐘興寶就把鑰匙交給了中央派來的同志。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在一份遺囑中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對于傳閱的幾份遺囑的內容，李家熾先生說大致有以下內容：一是說北京住宅的書籍贈給鄧廣殷；二是講某一張國畫送×××，××衣服送×××，銀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後叮囑贈錢的問題，受贈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樣，最少的500元，有的幾千元，最多的一人是l0000元。受贈錢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衛隋學芳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當時在會上明確：錢由兩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贈款也由兩地故居分別處理。最後如有剩余可作為兩地故居的房屋維修基金。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會議，由汪志敏匯報北京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會議，主要內容由李家熾匯報上海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
妥善處理隋家姐妹的問題
隋學芳是東北人，在東北參軍，後由公安部從中央警衛團挑選考核派到宋慶齡身邊工作。隋學芳中風後，宋慶齡考慮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難，就把他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接到家中撫養。為此,李家熾先生講了這麼一件事：“宋慶齡在上世紀70年代一次會上，有位外國記者問‘這兩位姑娘是誰?是您養女嗎?’，宋慶齡答道：‘不，不是養女。她們的父親是我的警衛，幾年前癱瘓了。她們從童年起就住在我這裏’”。
在李家熾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見到隋家姐妹，是在宋慶齡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慶齡，臨別時，宋慶齡總要叫兩個女孩子來一起送他，並喊他李局長。宋慶齡就像慈母一樣承擔起隋家姐妹的撫養、教育的責任，給予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愛。這種感情集中體現在她所寫的遺囑中。
宋慶齡在遺囑中除說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後贈送給隋家姐妹，還向她們贈送錢款。對隋家姐妹，“八人小組”在執行宋慶齡遺囑時，完全按照《辦法》所定的“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的原則執行。當“八人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廖承志就妥善處理遺囑受贈人隋家姐妹的問題有專門的講話。廖承志說，遺囑中分給隋永清、隋永潔如家具等是國家的，還要作故居布置陳列用，國畫、油畫也不能分，總之，要保持故居的本來面目。對外國友人送給宋慶齡的禮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宋慶齡的首飾、名戒是文物，不能給隋永清、隋永潔。宋慶齡的衣服可以分點給她們做紀念。按遺囑給隋永清5000元，隋永潔10000元。
李家熾負責清理上海宋慶齡故居
在“八人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對北京、上海的宋慶齡住宅進行清理，並要詳細登記建冊、上報。
高登榜在“八人小組”第二次會上說，中央已批準北京、上海兩處宋慶齡住宅做宋慶齡故居，要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對外開放。上海孫中山故居也要對外開放。
李家熾在8月下旬召開的“八人小組”第三次會上，匯報了上海宋慶齡故居清理的情況。李家熾介紹說：上海是宋慶齡幾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較多，清理了近一個月。在宋慶齡臥室的壁櫥文件箱裏有26件重要的歷史信件，其中有汪精衛、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等致宋慶齡的4封特別重要的信。此外,在壁櫥的一個藤制的元寶形的籃子裏，保存著孫中山所有用過的印章，包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有滿滿的一籃子呢。
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故居對外開放堅持保持原貌的原則，但有些地方為了宣傳的效果也作了補充或調整。（摘自《世紀》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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