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這是天津濱海新區鳥瞰（2005年9月12日攝）。
新華社發
改革開放30年：得到的、失去的、夢想的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經·大雅·文王》這句灼灼大言激勵了中國智識階層數千年，它既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見證，也是中國文化繁衍不絕的象徵。然而，當1840年西方文明的堅船利炮將爛熟的大清帝國打得靈魂出竅，西方文明以“覆蓋”和“刷新”的姿態站在了已經封閉自守的中華文明面前，此後整整100余年，泱泱大族一直努力著的工作就是死力擺脫“亡國滅種”的厄運。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做一個十分痛苦且非常不願意的選擇：從一個相對封閉的係統、從一個為長治久安而精巧進化而來的文明體係和精神傳統，轉變成一個更加開放和競爭的體係，變成一個不得不遵從“叢林法則”的體係。簡單地講就是先“救亡圖存”，然後謀求發展，最後以更高層次的對外文明或國際文明實現“舊邦新命”。
于是，當1949年新中國成立實現了“救亡圖存”後，順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後“謀求發展”的改革開放。這個時刻，被李鴻章稱為“三千年大變局”的近代中國，終于走出了多災多難的“峽灣”，開啟了浩浩湯湯一去不返的改革開放大潮。 >>>>點擊詳細
吳敬璉談改革開放三十年：改革仍需過大關
吳敬璉：我們的社會存在一些嚴重的弊病和偏差，這也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問題在于，這些弊病和偏差從何而來：是來自改革走錯了方向，使腐敗和掠奪資源的活動猖獗，貧富兩極分化？還是來自改革不到位，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在2004－2006年間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中，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持有前一種觀點。他們把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都歸罪于市場經濟。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持有相反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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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雖然經過了30年的改革，但是直到現在，早期市場經濟的一些制度缺陷，甚至市場經濟前的某些社會弊病還嚴重存在。由此引發的問題是不應當怪罪改革的。 >>>>點擊詳細
何光遠：見證中國機械工業30年
30年中，改革開放的偉力反映在機械制造產業上，制度變遷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體制改革，為制造業的發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礙，而國家對管理體制的放權，使得企業外部環境逐步寬松。30年中，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在該行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貫徹。
這位曾經帶領著中國機械工業迎接改革與開放的機遇與蕩滌的共和國部長，對于這30年的風雨路程，有著旁人無法比擬的體會與思考。“30年中，在機械制造行業，改革的初衷和設計沒有問題，但在具體改革的操作上卻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問題。”當何光遠為《商務周刊》梳理這段歷史時，從他記憶的脈絡裏，可以清楚感覺到制度變遷的力量，也能感覺到對改革具體操作上的艱難和局部缺乏科學性的感慨。“有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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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向年輪30年：見證改革開放關鍵節點
30年來，萬向集團的絕對領袖魯冠球很少踏出蕭山，但穩坐家中的他指揮著萬向穩扎穩打，憑借汽車“萬向節”的簡單加法，在無數倒下的民營企業中持續壯大。進入新世紀後，萬向也進入了金融、農業、資源、投資等領域，一個更為龐大的企業帝國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1978年，莫曉平進入杭州萬向節廠成為一名普通工人，此時的萬向已經創業10年。30年後，已經是萬向集團副總經理的莫曉平感慨說：“這30年，萬向幾乎每一個細小的節點和重要的轉折都與改革開放的節奏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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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冠球：改革，不要抱怨
經過近50年創業風雨之路，歷經各種坎坷和政策反復，魯冠球給所有創業者共勉的一句話是：“不要抱怨。”他的口頭禪就是那兩個字——“實力”。在他看來，改革30年盡管充滿了波折，但總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業在市場中博得實力，就會有機會。
對于記者反復提醒改革30年裏的幾次波折，魯冠球並不在意。這位已經64歲的中國企業家常青樹拔高聲調說：“反復，近50年裏我沒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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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怨恨擋不住誘惑
人們最怨恨的是“不公”而非“不均”。在私有制條件下，貧富懸殊雖然不是值得鼓勵的，但也是正常和常見的，所造成的社會怨恨並不深刻。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人們不僅想要富起來，而且想要比別人更富，因為在這個特殊時期，富裕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生活，是一種時尚，“比別人更富”意味著各種方面的成功，遠遠不僅是物質的成功。因此，人民中有許多人其實喜歡貧富懸殊，假如他們能夠成為富人的話。
盡管許多人批評貧富懸殊，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與資本的共謀導致了不公平競爭，使財富與勤勞、智慧這些傳統美德關係不大，而更多來自權力和剝削，這才是“貧富問題”的要害。扶貧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但恐怕不是解決貧富問題的根本答案，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確規定權力與財富的關係，就難以解決貧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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